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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胡适先生曾经详细地介绍他的方法，他说他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国故的方法总论，其中有三个要点：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他并且说这是一种概论，未免悬空，他又举出两个具体的例子，其中一篇是《古文讨论》，他说在《胡适文存》里这是最精彩的方法论，其中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呈，曾说他从胡适先生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胡适先生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个传说演变的历程。他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这个方法。颉刚先生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并且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胡适先生说：“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步骤，便是整理他了。”(参考《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下)
从乾嘉学派的朴学到胡适先生的“整理国故”，正好是传统的考据方法，加上庸俗进化论的历史演变说，这是胡适先生公开声明过的。他一再说他最精彩的方法论，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前者正好是庸俗进化论的应用，后者正好是乾嘉学派的传统，所以胡适先生又曾经得意地说，他的方法“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见同上文)。这是胡适先生以权威的身份向人说教了。
我们并不菲薄考据，本文开始我们就曾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重视史料及有关史料的运用和整理，我也曾评价过“乾嘉学派”，给他们应有的评价，我也曾经评论过“古史辨派”，对我的先师和故友的成绩加以论述，但我不同意胡适先生这样过高地评价他的方法论，这整套方法论是；庸俗进化论+实用主义+乾嘉学派=胡适的方法论(整理国故)。批判胡适先生的文章很多，这里我不想再评论他，只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却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二)
上面说过，我们并不菲薄中国传统的考据，或者叫作朴学，或汉学，即使是胡适先生一派的“整理国故”，我们也并不一笔抹杀。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他们的训诂考据和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是有本质区别的。新旧的考据方法都不能达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种境界是通过辩证的方法，得出合理的抽象，也就是材料的生命所在，是事物的本质。而传统的训诂考据可以得出材料的真伪、是非，却不会有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郭沫若先生过去在这方面也曾经有过论述，他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接着他说“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这是把“整理”作为“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其结果只能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这种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整理或者是考据只能是对待材料的第一步，而资产阶级历史家偏偏止于这一步，上面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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