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仕人的忧患意识研究（1）

  来源: 光明网理论

严复在其《天演论》中认为，“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有人，就有人的忧患；有仕人，就有仕人的忧患。明人吕坤居官十余载，在《治道》中有感慨：“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中国传统仕人的忧患意识主要是指其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弘扬人生目标、价值取向的特殊心态。由忧患而超越忧患的心中历程，彰显了传统仕人生命哲学的特质和魅力。  
　　一、忧己  
　　按照内圣外王的修齐治平路径，中国仕人以德为先，把立德作为治道之核心。这是中国传统仕人所特有的一种治道精神和德治智慧。“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他们在个人的德、才、财、位、势等关系处理中，视德领于才、先于财、高于位、优于势。关于德与才，他们认为，“德”好比水之源头，“才”好比水之波浪；“德”为木之根本，“才”为木之枝叶。《资治通鉴》中有“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关于德与财，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关于德与权势，他们认为，“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关于为政之德，古人话语很多。子张问于孔子日：“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孔子有“五美”之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扬雄在《修身》中有“取四重，去四轻”之说：“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  
　　“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实际上，他们的认识都被传统仕人所接受，并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而进行临摹和实践了。传统仕人对于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忧患最终达到一种无忧而达命的境界。刘勰的《刘子》中就有“遇不遇，命也；贤不贤，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伤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临难而不慑，贫贱而不忧，可为达命者矣”。更有以忧患为我所用，洒然自得者。梁启超在其《养心语录》中说：“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苟不尔，则从古圣者，可以不出世矣。种种烦恼，皆为我练心之助；种种危险，皆为我练胆之助；随处皆我之学校也。我正患无就学之地，而时时有此天造地设之学堂以饷之，不亦幸乎!我辈遇烦恼遇危险时，作如是观，未有不洒然自得者。”  
　　二、忧民  
　　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民本论”。孔子作为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主张“爱人”“亲亲而仁民”，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爱民恤民措施。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心向背与国家的兴亡、统治者的安危连接起来。中国仕人的忧民，首先基于人民对于国家政治的特殊作用。孔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后，孔子的观点在以后被传统仕人反复引用，在处理君民关系、官民关系和巩固稳定国家政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荀子・王霸》云：“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  
　　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严遵《天下有道德》中说：“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伤则华实不生，源丧则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长久。”这些话语，都映照了孔子的观点。法家的管子也注意到了民心向背对政治的重要性。他在《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道家也主张治国清静无为，不扰民。老子就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论断。传统仕人对生民之苦多有关切，也充满同情。《汉书・鲍宣传》中认为民有“七亡”和“七死”之说，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强调官民同忧乐，是中国仕人从向度深化和拓宽了忧民意识的特定内涵。官之忧是民之忧，官之乐是民之乐；反之亦然。在《粱惠王》下章，孟子向齐宣王讲过一段关于“忧乐”的精彩论点：“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至后来引发出了后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无疑是把忧民意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官民同忧乐的和谐境界。  
　　基于政权性质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中国仕人的忧民意识多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正如学者所言：“虽然‘人贵物贱’、‘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观点都带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或空想色彩，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治者为政的直接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但它对于约束和牵制统治者的言论和行动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  
　　三、忧君  
　　对君主的忧患主要在于避免人亡，当然这与对政治的忧患主要在于避免政息是有内在联系并很难分清的。扬雄在《先知》中有一段对话：“或问：‘何以治国?’日：‘立政。’日：‘何以立政?’日：‘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仍然强调了君主是立政治国的出发点。传统仕人的忧君意识主要体现在：  

　　(一)君主要有所忧。古人对于忧君之关切，总是联结着某种安危存亡之道。《周易・系辞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六韬・兵道》：“存才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孟子甚至说：“也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其凸显的意蕴寄托在当政者须怀藏一股居安思危、存不忘亡的“忧政”之中，这无疑影响了后来仕人的思想，在对君国存亡的忧患中表达了他们辩证的治道。  
　　(二)君主要忧所以忧。苏轼在《汉之变故有六》中云：“人主莫不欲安存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苏轼在其《策略一》中还云：“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者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