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商文明(2)

  来源: 凤凰网历史

一、“原初性”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曾经只能回溯到夏商周三代，此前便是仅有神话传说充斥的一段空白。因此，西方学者到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开始很早且古代文明久已为人所知的近东地区追寻中国文化的源头，虽然未免操之过急，但并非不可理喻。


    史前史一片空白的那个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一个相当漫长的文化发展序列－－从早期新石器的形成直到等级社会的出现和文字文明的诞生－－现在已经在中国北方牢固地建立起来。没有疑问地，这个序列还有一些空白，我们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考古材料去丰富它，但是即便现在已有的材料，也够大多数研究中国史前史、世界史前史及文化进化的学者接受中国文明是“本土”（indigenous）发展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了。


    但是“本土”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由于我们当前关注文化生态的问题，众多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派的史前学家，倾向于强调地方或地区的生态系统，并且认为，无论有什么外来影响，所有地方和地区的发展都必定有自己的生态系统的基础，因而在此意义上说，这些发展也是本土的。即使在文化的层面上，“外来文化的交融要成为可能，也必须是在接受者的文化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许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把传播当做文化和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传播不能如此轻易地被忽略。文化和社会系统面对众多的挑战－－包括外部的挑战，其结果可能导致系统的改变。“被接受的制度可以成为促进该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的催化剂。它还会引进非本土起源或者虽则看起来极象是本土发展的种种习俗、行为方式和世界观”。


    基于中国文明的形成晚于其他几个国家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文明的早期完全有可能接触其他文明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栽培小麦作为一种农作物的出现在商文明中，而小麦在近东的驯化，证据凿凿。那么，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出：中国文明的形成没有受到外来的刺激吗？这样的问题是没法回答的。显然，我们必须对每一项可能是中国和近东（或任何其他地区）共有的物质文化和制度的历史进行探讨，再努力去判断它们在中国文明发展中可能的催化作用。在《东方的摇篮》一书里，何炳棣做了这样的探讨，他的结论是“输入中国的所有文化因子，不仅数量少，就质量和年代上说，无论对任何主要的中国文化因素的起源或者整个中国文化的形成，都没有多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