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商文明(1)

  来源: 凤凰网历史

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对人类一般社会进化法则的概括，从前总是立足于西方文明的历史，不过他们现在很少这样做了。为此，我们感谢新大陆的史前学家，是他们在过去的百年里向人们证明：东半球的人类在与西方文明隔绝的状态下，取得了高度的文化成就；对人类一般进化法则的研究，必须对不止一个的人文构成分别加以检讨。因此之故，在一项广为人知并且备受推崇的关于城市社会的演进的研究中，罗伯特・亚当斯（R.McCAdams）分别从新旧大陆选取早期国家作为他比较的主要依据，以“尽可能减少这样的口实：类同反映了基因的交流－－即文化的传播，而非独立发生（因而想当然是“合乎规律的”、因果的）的规则”。


    那么，以何种方式能够使对人类文明一分子的中国上古史的单独探讨，为一般社会进化法则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亚当斯的比较研究在旧大陆只挑选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一个地区，他解释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一般认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比“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文明更古老。亚当斯不选中国的原因据他说有两个：在原初的文明中年代稍晚（相对美索不达米亚），而且后来持续受到西方诸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再者，有关城市演进的考古资料不完备。


    任何公正而有识见的古代历史研究家，都不会不同意亚当斯把美索不达米亚和墨西哥做为他比较研究的基础。不过，同时他不应满足于把对这两个或任意两个古代文明为唯一依据的概括，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断地检讨世界各重要古代文明的考古材料，研究这些地区的材料是否为加强或者修正我们已有的种种概括的做法，是有用的也的确是重要的。


    商文明不是古代中国的唯一文明，甚至也不是最早的。但是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商在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中至关重要，而且它也是至今使我们对其自身世界的了解占有充分文字材料的唯一文明。自亚当斯的著作发表以来，中国的考古学家为丰富商代的记录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无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者或是古代世界的研究者来说，检讨商文明中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方面大概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