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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奇虎历史 谈到明代的启蒙史学思潮，不能不提到李贽 ，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史学家。“李贽读书治学，追求不求甚解，注重宏观思考；强调自得，“以我观之始得”。关键的是，李氏论史，有市民思想和基础。[15]李贽生活的嘉、隆、万时代，正是江南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使江南地区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市民阶层逐步成长。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必然会产生新思想，即市民思想。新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就出现了市民文学艺术和市民史学等。李贽生活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家族又有经商传统，这些大小环境的熏陶，就使李贽思想打上了浓厚的市民思想烙印。可以说，没有明朗化的市民思想作基础，李贽就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启蒙色彩的历史学家。启蒙史学思潮反映的是市民思想，因而他必然会为广大的人民接受，因而促进了明代的史学真正走进了市民阶层，对史学的普及功不可没。
启蒙史学流派是符合史学近代化趋势的，中国史学如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条件还不成熟，时代还不允许启蒙史学存在。李贽的思想是一种“空谷足音”，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思想较合拍，而在中国，则超前了近3个世纪，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多跟不上。最后，李贽成为中国启蒙思想发展道路上的祭品，也是情理当中的事，但他毕竟出现过，从李贽开始，晚明的史论史考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眼前。张大龄《玄羽外编》、贺祥《史取》、张燧《千百年眼》、王志坚《读史商语》、钟惺《史怀》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史论作品。其中的钟惺，对纲常的冲击，仅次于李贽。“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四)官修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促使晚明私修本朝史
在上一节中，我提到了官修正史的失败，促使了明代私修的发展。如果说官修本朝的史促进了这一时期私修本朝史的发达，那么嘉靖到万历时期两次重录各朝实录的工作尤是促进私修本朝史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实录，前后历时二年。到万历中期（16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1588年，内阁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政府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1951年完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誊写，但因为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完全是为了学术目的，抄写经常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有了这样的改变，当然也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
实录的大量流传，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资料之便：另外，它也刺激了人们私修本朝史的欲望。因为官修实录的记载受当时政治时局、人缘关系影响，存在许多失实的现象。比如太祖实录曾修三次，“在第三次修改当中，纂修者秉承朱棣旨意，将朱元璋沉韩林儿以及建国后杀戮功臣等事实完全隐瞒不书。特别是与靖难之役有关的人和事，其中所记更严重失实。”[16]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各朝实录中时有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有责任感的史家注意，促使他们希望重修本朝史，纠正官修史书的谬误之处。加之当时的野史，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抱有成见而著书，使之“挟隙而多诬”，有的缺乏史学修养而著书，使之“轻听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诞”。这也使有责任感的史学家深感重修合乎事实的本朝史极为重要。这样，明代后期撰修本朝史的活动，便不仅在民间蓬勃开展起来。而且，出现了注重史实考核的可贵风气，从而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的当代史著作。在这些著作当中，比较有名的是：王世贞的《龠州史料》一百卷，《龠山堂别集》一百卷，它们将永乐时期国修太祖实录而湮灭的太祖、建文两朝的一些事实等考证、记述下来，有许多方面可补实录之不足。
(五)明清易代，促使明代后期史家群体出现
17世纪中叶，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清时统治者乘机进关入京定鼎中原，这使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明清之际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对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史学上，便是当时出现了私人撰写明史的热潮。不同际遇的人士，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撰写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种著作。
这一时期私人进行明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7]
第一，在国破家亡之时，许多人站在遗民立场上的史学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对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朝覆亡的历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总结，其中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使明清之际的史学具有显著的民主性，将传统的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分析明朝上层建筑出发，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为天下三大富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重要主张，在《置相》篇中，他指责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危害性，主张恢复和加重相权，用以限制君权。“反对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主张将最高的权力下移到内阁和培养人才、评议朝政的学校。他的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第二，许多汉族文人站在明朝遗民的立场上，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将耳闻目睹的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加以记录，整理成书，以此来鞭鞑他们感情上的敌人，即满州贵族和农民起义军。并对刚刚灭亡的南明政权，表示哀悼。这样，当时的私人著述中，便出现了如下三大类史书：一是揭露清军入关残暴的，如《扬州十日记》，一是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情况的，如《绥寇征略》、《明季北略》等，一是专记南明史和抗清斗争的如《国寿录》、《隆武纪平》等。
第三，许多人按照自己的看法，研究和撰写有明一代史，当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体裁的有明一代史著，如纪传体，明代史有张岱的《石匮藏书》，傅维鳞的《明书》、查继佐的《罪惟录》，编年体史著有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史著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未》，这些著作作者是以不同身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写明代历史，所以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史学价值。
三、 总结
尽管明代的史学出现了进步的因素，但明代史学也有其不足之处，明代史学的局限在于它是封建的史学，由理学化史学到非理学化史学是封建史学的内部范型的转变，不是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这就注定了明代史学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18]
首先，史学的思想是封建的卫道的。顾炎武、王夫之是令人推崇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二，但是他们思想却是落后的、卫道的。他们坚决维护纲常,视李贽、钟惺为天下第一号、第二号异端人物。这样的大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学者更可想而知了。落后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价值观念也是落后的,视野、方法是单一的。
其次,表现为纲常致用的理念太强,学术色彩不够浓。史学有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引导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指挥棒是致用,学术研究气息在大部分时期不够浓,明代史学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决定了明代史著的风格。明代通史、断代史大部分属于改编。所谓“改编”,并不是学术自身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 纲常的需要。另外, 纲常功能观决定了史著内容的选择及历史评判的标准唯一。晚明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本来是完全可以写出《史记》式的货殖列传,可惜在纲常思想指引下，丰富多彩的时代内容在国史中得不到体现。《皇明书.货殖列传》等货殖列传重点不是宣传这些工商地主是如何发财致富的,而是写他们“富而好德”的事迹。因此,晚明时期的史学风格虽有所变化,但主要反映在形式和治史精神上,在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为了不折不扣的贯彻纲常精神,史书的书法越来越讲究, 越来越严，历史学成了评判过往人物忠奸、善恶、是非的法庭。
史学作为学术, 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 近代史学学术理念发达,而传统史学相反,致用理念发达，史学失去独立的学术价值, 史学自然难以有大的发展。总之,明代史学中旧势力太强,尽管出现了启蒙史学思潮,但很难发展为近代史学。
参考文献：
[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14
[2]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2
[3] 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2
[4]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5
[5]钱茂伟《论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J]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
[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
[7]叶向高《季汉书序》(《明代史家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386)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9]何塘《柏斋文集》卷7《浙省北新郑部分司题名记》(《明代史学的历程》P.101)
[1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11]张治道《太微集》卷3《行路难》
[12]李贽《焚书》卷2《又与焦弱候》
[1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P.777
[14]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1月P.145-154
[15]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342
[1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2月P.5
[17]同上P.304-314
[18]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0月P.4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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