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犹忆鲍敬言

  来源: 《新世纪》作者：刀尔登

坑儒易，埋葬思想难。压迫本身便是一种记录，证明曾有异端，令人恼火。现在的中年人，都有印象的，是小时候，从各种批判文集中，觇知还有那么多奇怪的人，想些奇怪的事。学术机构里的人，有图书馆可用，而对普通读者来说，孔孟的观点，要等到“评法批儒”，才有机会了解。设想“文革”果然进行到底，孔孟的书销毁无遗，后人还可通过批判文章，了解他们的想法。正如孟子力拒许行，许行的观点，竟赖《孟子》以传。
我们知道鲍敬言这个人和他的观点，也是通过对手，晋朝的葛洪，写的一篇《诘鲍》。葛洪，有人把他归入道家，其实应属儒之好神仙术者，身在江海，心系组织，碰上有碍名教的事，比名教中人还要痛心疾首。比如鲍敬言在那里大放厥词，“不闲尺纸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的责任人无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葛洪，只好越俎代庖，痛心而长慨了。
鲍敬言代表的，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那时还没有现代的政治国家的概念，所以他的主张，是用无君论的面貌出现的。儒家说君主是天意所命，鲍敬言说，那不过是想做君主的人瞎编的话。他的出发点，也不新鲜，和几位先秦诸子一样，不过是认为人的原始状态，才是最好的，大家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如击壤老人所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春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为使这种状态成立，他必须设想连自然界也对人类十分友好，“疾厉不流，民获考终”，连饿虎也不伤人。
这个论辩的基础，是很可疑的。葛洪的反驳也有力。葛洪说古人一旦走出草昧，必有所争：“人与人争草莱之利，家与家争巢窟之地，上无治枉之官，下有重类之党，则私斗重于公战，木石锐于干戈。交尺布野，流血绎络，久而无君，噍类尽矣。”
这很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而且葛洪和霍布斯一样，都不认为人类有可能通过合作的自治逃离混乱。葛洪没有推演，便直接跳到君权上，缺少逻辑力量。这是中国古典思想家的特点。
但葛洪对老庄学派回到原始的反驳，确是不易之论。他认为，古时的人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陆无车马，特别是，得一点病，就不治而死，怎么能是幸福呢？今天让你住回到洞穴，死则抛尸野地，出行则徒步负载，遇水就游过去，有病不治，你愿意吗？如今一边用着电灯电脑，一边发表反文明高论的人，真可读读葛洪的意见。
但要反驳鲍敬言对政府的批判，葛洪的锋芒就失掉了。鲍敬言的态度之严厉，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他说，君臣既立，各种花样必然滋生，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就算是号称清省，那些政治神话中的茅茨土阶，濯裘布被之类，亦不过“盗跖分财，取少为让”。各种检查核准，与其说是禁止坏事，不如说是官吏借之来做坏事，军力本是靖难的，却成了发难的工具。
他还说，桀纣这些人，若只是寻常匹夫，性格再凶恶，也做不成那些坏事。细民便有所争，不过小小，而国家之间的战争，却是最大的灾祸：“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野，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僵尸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橹丹野……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
葛洪的辩解，不过是说有贤君，有暴君，不该把暴君做的事，怪罪到制度上面。这一辩解之所以无力，在于回避了国家政治的本性；而鲍敬言虽然没有去分析权力的性质，但他的断言里，已埋有对一切政府形式的怀疑。秩序是需要的，但秩序是否只能通过国家―政府来实现，或永远通过这一形式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两位思想家没有继续思考，继续论辩，是可惜的。
好的思想者还需要一个好对手。儒家形势上强盛，理论上却幼稚，把批判者也拖入低水平思考。加上缺少必要的思想工具，虽在现实中受着更大的刺激，这些思想者中间，也没有产生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这是可惜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