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对比商鞅和百里奚（2）

  来源: 新浪

穆公在位时，西有戎狄，东有三晋。一方面，秦朝要摆脱和戎狄德无休止征战，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又要得到东方诸国的承认。在这种状态和局势中，深受齐鲁之学影响的百里奚自然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选择，局势的选择。而如果商鞅在那个时候登场，肯定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刑名之学只能让秦朝的处境越来越糟。
　　
　　而孝公在位时，情景和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秦朝由于连续的内乱使得国力内耗，未逞外事，致使穆公当初建立的基业有呼啦啦大厦将倾之险，而此时的国际环境也有春秋时代转向了战国，如果说春秋时代各诸侯脸上还蒙着一层遮羞的面纱和文明的皮囊，但到了战国时代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了。诸侯并起。落后就要挨打，甚至被吃掉，这个时候，想通过民风的教化和道德的弘扬走一条富强之路就显得有点迂腐了，更关键是，人家是否还给你机会？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外在环境，秦国就必须注重“外王之术”，而非“内圣之方”。试想，如果这个时候，百里奚如果来到秦国，是否能够得到孝公的支持和器重？很难，商鞅也是历史的选择，是时势造英雄，而非有天然之英雄，永世之英雄。
　　
　　联想到中国近代和我们现代，历史好像又在重演。在西方的列强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危亡，生灵涂炭，民族灭种的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中国人自然选择了“外王之术”，迫切需要改变落后的面目，于是，我们拼命地发展科学技术，向西方学习，发展生产力。这是历史的选择，无可厚非。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这种外在追逐的过程中忽略了社会土壤的改良，被时代深深地打下了急功近利的痕迹。于是，我们的大学有着强烈的“培训”色彩，我们对技术的关注，大大超出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我们在迅速站起来的同时，向前的动力却不足。于是，我们国家富强起来以后，需要改变，对人进行关照，对人的全面发展应该重视，关注人的道德，关注人的修养和品质，摆脱掉以利益来衡量一切的功利姿态，平心静气地去发展，去改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得更远，发展的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