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妇女地位问题再研究（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妇女地位问题一直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在1951年修订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中，范文澜先生就如何评价太平天国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认为“太平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1年11月修订四版，第186页。）。罗尔纲先生也持类似的见解，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男女平等是它的革命政纲之一”，“是妇女解放思想的第一个实行者。这样广大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真是人类最光荣最先进的运动”（注：罗尔纲：《太平天国的妇女》，见《太平天国史事考》，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18、340页。）。男女平等一说遂成为评判太平天国妇女地位问题的一个主流观点。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该观点尽管越来越遭到质疑，但并没有彻底动摇。在199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一书中，罗先生仍然强调指出：太平天国的妇女“一洗三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束缚妇女而造成的卑怯懦弱以及依赖男子的性格”；“太平天国对妇女的解放，不仅是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史上也是最先进的”（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全4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36、837页。）。同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通史》一书亦云：“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设有女官制度。”“太平天国提倡平等思想，否定封建等级制，主张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男女平等，自天王以至全体人民都以兄弟姐妹相称。”（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586页（执笔人杜裕根）。按：新近仍有学者撰文，认为太平天国“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提倡财产平均，男女平等”（苏双碧：《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几点看法》，收入《太平天国史新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2000年夏热播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更是着力渲染这种观点。该剧塑造了洪宣娇、傅善祥、苏三娘等几位美貌绝伦飒爽英姿的妇女形象，她们不仅富有气节深明大义，而且参与机要共议大事，全剧给人以巾帼不让须眉甚至阴盛阳衰之感。那么，妇女在太平天国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本文尝试结合对相关史实的考订，再就该问题进行一番较为系统的探讨。  

    一  

    耐人寻味的是，在考察太平天国妇女地位问题时，学者们所依据的史料或史实大体相同，但由于理解上的差异，所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原道醒世训》是洪秀全早年撰写的一篇宗教宣传品，内云“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注：《太平诏书・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印书》（全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按：《太平诏书》由三篇以“原道”为题的宗教诗文合辑而成，1852年刊行。）。这段话通常被视作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思想的依据。洪秀全此言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这就必须联系上帝教的“天下一家”理论来作具体分析。  
    “天下一家”理论是上帝教的核心教义之一。为什么说没有血缘亲情的芸芸众生彼此都是兄弟姐妹呢？洪秀全解释说，世人虽然各有生身父母，但其灵魂皆禀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因此，人们本不该存在此疆彼界之私和尔吞我并之念，理应彼此视同手足，习善正，弃奸邪，“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如此便能“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注：参见《太平诏书》，《太平天国印书》，第11、15-16页。按：洪秀全后来又以是否敬拜上帝为标准，对“天下一家”的成员作了具体定义，宣布凡溺信邪神者则为妖徒鬼卒，从而被排斥在“天下一家”之外。）“天下一家”理论是洪秀全尝试改造世道人心与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理论基石。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太平天国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重新设计，于1853年颁布了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该文献将其相关思想与规定精练地概括为26个字，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注：《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第409页。按：以下该篇引文恕不一一注明。）。此外，“天下一家”的教义还被引申为一些具体的理念，诸如军队必须爱护老百姓，官长必须体恤士兵，强调关爱鳏寡孤独废疾等弱势人群，等等。纵观中国农民战争史，在理论上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均匀饱暖的愿望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并且酝酿按照这种设想来重塑中国社会的，首推太平天国。  
    上帝教的源头来自西方基督教，但世人灵魂均来自上帝一说在基督教中毫无依据（注：《旧约》仅宣称上帝创造了人类始祖，并未论及上帝与亚当后裔之间灵魂上的生育关系；《新约》虽然强调上帝的父性，但仅是喻指上帝对世人的慈爱，渲染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伦理关系。上帝教称上帝为“魂爷”、“魂父”，并说洪秀全等首义诸王的灵魂与肉体均来自上帝，是上帝的亲生子（萧朝贵是帝婿）。这成为洋人诟病上帝教的原因之一。），纯粹来自洪秀全个人的灵感。洪秀全据此推衍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的结论，单纯从字面上理解，这在当时的确是惊世骇俗之论。曾国藩便避重就轻，就此责难太平天国，宣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认为这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一旦扫地荡尽”（注：《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这一论断在民间尤其是士大夫中很具有煽动性。  
    不过，曾国藩的分析终究仍属于皮相之见。事实上，太平天国不仅从未否认五伦关系的存在，而且还异常重视。在宣传四海皆兄弟、民胞物与等观念的同时，太平天国强调，尽管芸芸众生同为上帝子女，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又各有名分，而且这种上下尊卑关系是由上帝一手排定，体现了上帝的意志。在此意义上，洪秀全又将“人伦”称作“天伦”，认为“子不敬父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正言厉色地宣称“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注：《天父诗》第378、475首，《太平天国印书》，第630、644-645页。）。为了严格区分上下尊卑，使人们在等级制给自己圈定的位置上对号入座，太平天国同样敦促人们习礼，并强调“正名”。《天情道理书》即云：“抑知礼之用，和为贵，为上者不可以贵凌贱，不可以大压小；为下者不可以少凌长，以卑逾尊。务宜以礼自持，以和相接，方不失为天国之良民也。”（注：《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529页。）《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则引天王预诏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注：《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印书》，第714页。）此语源自《论语・颜渊》，但已添加上“夫妇”的内容，以凑成完整的君臣、父子、夫妇三纲。  
    与推行礼教相呼应，太平天国建立了一整套礼仪制度，早在建元之初便颁布《太平礼制》，按照尊卑等级，规定了各级职官及其亲属的不同称谓，极为繁琐。定都天京（今南京）后，太平天国的礼仪制度日臻完善，从府邸、官印、仪卫舆马到饮食、服饰等，均按官职大小严格区分。例如，太平天国在建都初期特意发布一份通告，严申“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宣布红、黄两色是官服的专用颜色，无官之人仅准用红色包头，其余一概不得僭用，告诫人们“遵守礼仪，郑重红、黄二色，其已成之物，只准穿在内服，不准作为外观。倘限期已满，一经查出，按照天法，斩首不留”（注：《佐天侯陈承F晓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91页。）。这种思想和制度还被正式写进了《天朝田亩制度》中。它将所有社会成员划分为“功勋等臣”和“后来归从者”两大类，规定前者“世食天禄”，而后者则承担“杀敌捕贼”、“耕田奉上”的义务。可见，田产均耕、财富均分的设想实际上仅适用于“后来归从者”的范围，相对于特权阶层“功勋等臣”来说，两者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平等。仅以女性为例，定都以后，太平天国将不少阵亡将领的女眷封为恩赏各职。这些女官均享有特权，“无不锦衣玉食，出入鸣钲乘马，张黄罗盖，女侍从数十人，喧阗于道”（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种《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10页。）。既然连女性内部也严判上下尊卑，无法体现平等，又怎么能够奢望太平天国会实行男女平等呢？换句话说，在全体成员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的前提下，男女平等又从何谈起呢？  
    太平天国在推崇礼义人伦的同时，反复强调世人都是兄弟姐妹，试图借虚拟的亲情来化解君民士庶之间的隔膜或矛盾，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这种设想无疑有值得称道的一面。在起义初期，上帝教的“天下一家”理论极大地迎合了下层民众的心理，成为太平军将士征伐江山的巨大精神源泉。但是，既强调世人都是兄弟姐妹，同时又严判上下尊卑，如何使两者并行不悖，这却是太平天国始终也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归根到底，太平天国要求人们各按人伦关系中的名分行事，不得越雷池一步，并且切实推行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从思想到实践，都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以绝大多数人的卑贱来衬托极少数人的尊贵，这就注定了“四海皆兄弟”、“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理念最终仅徒有宣传层面上的意义，也注定了太平天国无力挣脱封建制度的六道轮回。总之，“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一语并不包含男女平等之类的近代平等思想。（注：太平天国充其量仅承认人人都有拜上帝的平等权利，但即使是在举行拜上帝仪式时，君臣主仆的名分和与上帝的亲疏关系也被限定得泾渭分明。参见拙著《太平天国宗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270页。又，有人指责洪秀全是一个借“邪教”起家的骗子，彻头彻尾利欲熏心的政治野心家；也有人认为洪秀全起初具有平等思想，后来才逐渐蜕变。笔者认为，洪秀全最初抱有救世救民的热忱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从未萌发过任何近代意义上的平等思想，其思想自始至终只有量变，没有质变。）  
    以上所论述的内容斑斑可考，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但倘若我们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不予以正视或承认，而是拘泥于历史的表象，有选择地根据片言只字来进行简单的推断，那么，我们就难免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又如，有研究者根据《天朝田亩制度》中“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的规定，认为这说明太平天国明确规定妇女在经济上拥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其实，该分田方案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最终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太平天国核心人物大多为客家人，在客家社会，男子一般外出谋生，女子通常是家庭的支柱，终日劳作不辍。太平天国将妇女列为分田的对象，与客家社会特殊的生活背景不无关系。这种思路固然值得赞许，但如果将其初衷理解为确立男女在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则不免有些牵强，更何况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全体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并不平等，已见前述。  
太平天国曾经在都城推行废止缠足法令，组织妇女从事各种社会劳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封建    社会要把妇女关在家庭，太平天国却把她们解放出来，解放缠足，参加社会劳动，使她们也同男子一样都得各尽所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一件大事，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835页。）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在城内大兴土木，除部署防务外，还对旧有的文武衙署与民间峻宇豪宅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或修葺，改作诸王王府等各级官邸。太平军的总兵力也扩充到十二三万人，且战事倥偬，军需事务繁重而又紧迫。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太平天国不得不征派大量民女来从事各种劳作。当时，天京实行严别男女、拆散家庭的政策，全城民女按照军事编制，每25人编为一馆，从事削竹签、挖壕沟、抬瓦、运粮、割麦、搓麻绳、劈柴等体力劳动；善女红的女子则被编入绣锦衙，其绣花处曰绣花馆，算是上差。妇女们领不到任何报酬，仅有口粮供应。显然，这种劳动属于战时体制下的一种强制性劳役，与有意识地解放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不能相提并论。  
    缠足是汉族女子特有的习俗，相传发轫于五代时期，后来逐渐从上层社会蔓延到民间，被视为女性文雅和身份的象征，是戕害广大妇女身心健康的一大陋俗。太平军中的首义女子以客家人和壮、瑶等少数民族为主，均天足健步，且大多跣足。定都后，她们纷纷出任管辖女馆的各级女官，因为赤足泥腿，所以被江南士子讥笑为“大脚蛮婆”。太平天国禁止缠足，显然受到了客家女子习俗的影响。该法令客观上冲击了缠足陋俗，但其最直接的主观动机并不是为了保护女子的肢体不受摧残，而是为了让民女在抛却弓鞋罗袜后能够立即当差。正因为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所以太平天国没有过多考虑民女身心的承受能力，推行该法令的手段较为简单粗暴。曾有一士子认为“大者不能小，小亦不能大”，并就民女放足后立刻服役的痛楚状描述道：“出令戒缠足，违者遇之恚。轻或施以鞭，重且系以械；迁怒小过摘，报怨苦旅派。鞋帮束脚松，鞋底触石坏，十指抵地行，奇痛胜蜂蜇。趑趄又倾跌，此形实狼狈；臃肿又皲瘃，此病非癣疥。”（注：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禁裹足”诗，《太平天国》第4册，第731-732页。）另有一则史料亦云：“贼蛮婆皆大脚，驱妇女出城当差，谓江南女子脚小无用……着其放脚。妇女皆去脚带，赤足而行，寸步维艰，足皆浮肿，行迟又被鞭打。呼号之声，不绝于道。”（注：沈隽曦：《金陵癸甲摭谈补》，《太平天国》第4册，第681页。按：此类文字难免带有感情色彩，不确或夸大之处在所难免，但所叙述的事实大体属实，绝非凭空捏造。时人笔记中类似的记载俯拾即是，兹不一一罗列。）过去，我们对上述文字所反映的这一幕持回避态度，单纯津津乐道于天京城“一日万家缠足放”的所谓盛况，所得出的结论也就难免失之偏颇。  
    上文提到统领女馆的各级官员主要由太平军中的首义女子担任。大凡认为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的论者，通常会列举女官制度作为自己的论据之一。在太平天国，官员的任命与升迁除了受血缘、地缘因素的影响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军功，二是科考。在分析妇女参政的实际情形之前，我们不妨首先就女性参加太平天国军事、文化活动的情况略作考察。  
    金田团营期间，鉴于各地会众都是举家举族参加起义，为了打破清军的围剿，适应流动作战的需要，太平军划分男行女行，规定除洪秀全等少数核心人物外，一律严别男女，即使是夫妻也不得同宿，用军事编制取代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组织。在太平天国开国初期，妇女与男子并肩作战，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苏三娘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员女将。东王杨秀清后来就此褒奖道：“我们弟妹果然忠，胜比常山赵子龙。起义破关千百万，直到天京最英雄。”（注：《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536页。）定都以后，太平天国依旧在天京实行严别男女政策，将全城居民以25人为基本单位，分别按照性别编入男馆或女馆，已见前述。不过，此时的女馆虽然亦称“女营”，完全采用军事编制，但随着时过境迁，其职能已以从事后勤劳务为主，成建制的正式女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间有部分首义女子仍然参战，也仅属于在建都初期兵力不敷的情况下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随后便基本上消失。  
    科举考试是太平天国延揽人才的一种手段，其文科考试依旧采用八股文与试帖诗的形式，但题目不是出自四书五经，而是依据上帝教教义。上元生员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有云：“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附注曰：“贼将识字女子考试，取傅善祥为第一，唤入伪府，令司批答。”（注：转引自汪摇抖鼙撬嫖怕肌肪戆耍《太平天国》第4册，第423页。）太平天国是否专为女子开设过科举考试？傅善祥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女状元？学术界对此向有争论。傅善祥是金陵人，20余岁。在太平天国出版的《天父圣旨》一书中，她的名字被写作“伏善祥”，其职衔为东王府的内簿书，相当于今天的文秘。太平天国的要员大多目不识丁，所以需要借重读书人来代为批复文书。天京确实曾于1853年招考过女子，其宗旨正是遴选识字能书之人到各王府供职。这种考试既没有经过县试之类的层层汰选，也没有年份与类别之分，与正式的女科显然不是一回事（注：罗尔纲先生便纠正了“女科”的旧说，认为将这种考试称为“女试”较为稳当。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1288-1289页。又，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其主要特征是使用但不重用读书人。按照规定，即便是在科考中高中状元者，也仅被授予指挥一职；在军中专司笔墨的“书手”虽然颇受敬重，但其职权也仅限于书写，其余则无从置喙。）。傅善祥因为考中第一名，所以被约定俗成地称为“女状元”，可谓名不副实。随着次年天京闹起粮荒，大批民女被遣散出城，此类考试以后便再也没有举行过。  
    既然女性在太平天国的军事、文化领域影响式微，处于边缘地带，妇女参政的实际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太平天国的女官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统领女馆的军中官，二是在天朝宫殿（俗称“天王府”）等王府中供职的朝内官。定都天京后，女军每军设一名军帅，一军帅统25名卒长，一卒长领4名两司马，一两司马管25人，即每军下辖100个女馆。全城女馆共编为40军，约10万人。每军军帅之上，设监军、总制各一人；但总理女馆事务的则是男性，即春官又正丞相蒙得恩，“其各营女官及女巡查等，日三至而听令焉”（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太平天国》第3册，第59页。）。前已说明，女馆尽管实行军事编制，但并不负有作战的职责，而是以承担各种杂役为主。江南女子盛行缠足习俗，从事户外劳动本已十分勉强，出城作战更是绝无可能。朝内官人数较多，职衔也相对较高，有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名目。这与太平天国废弃了宦官制度、一律改用女子执事有很大关系。以天王府为例，除洪秀全父子外，宫城内没有任何别的男性居住，从凿池挖塘、打扫禁苑，到天王的饮食起居、坐朝视事等，主要由各级女官负责打点。朝内女官包括职同、恩赏各职。例如，天王府内掌门、东王府内贵使均职同检点。在绣锦衙任职的女官也是职同官，分设指挥、将军、总制、监军等职，其中女绣锦监军计160人，每名监军统绣工50人，整个绣锦衙共有女绣工8000人，专门制造各式冠服。恩赏各职属于抚恤性质，大多封给阵亡将领的女眷，已见前述。如某检点殉难后，其妻子或女儿则被封为恩赏检点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