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值得重新体味的清民之际的“封建”观（4）

  来源: 新国学网

同年，章太炎又作《分镇》，在征引唐人马周、李百药、柳宗元批评封建制、倡导郡县制的名论之后，指出这些言论产生在国家清明之时，“未有外侮，其论议固足以自守也”。而宋代外患严重，“李纲始有分镇之议”，由此章氏认为“封建”并非一概皆坏，“郡县”并非一切都好，他说：
       然后知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也。[7](上册，《藩镇论》，P104)
    1900年，章氏鉴于戊戌政变以来的事实，对封疆大吏全然失望，称“今督抚色厉中干”，遂作《分镇匡谬》，修改前说。[7]（上册，《藩镇论》，p107）
    综上可见，章太炎是从“封建”古义(封爵建藩)上讨论中外封建制的，他并不认同将“封建”对应西洋术语。严复的译作《社会通诠》，在中国首次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该书的面世，为中国人引入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框架[蛮夷社会一宗法社会(其前段为封建时代)一军国社会]。梁启超及陈独秀都受到严译的影响，而章太炎则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力驳严译，他于1907年3月在《民报》第12号发表《社会通诠商兑》，批评《社会通诠》构筑的历史分期，章氏指出，“泰西群籍”所列“条例”，不能照套“亚东之事”，若论及亚东史迹，“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他说：
        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
这里的“一方”即指西方，章太炎不赞成以西方史学框架概括中国历史实际，因而不能认可严复将“封建”对应feudalism的译述。
     
(二)  以封建”比附代议政体  
   随着西学知识的增长，后来章太炎的观点有所发展，他1908年10月作《代议然否》，将“封建”比附西欧代议制的贵族院，文日：
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7] (上册，《藩镇论》，p456)
章氏论“封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洞察到，前近代中、日两国政制的重大差异：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因此两国政制近代化的基点不同：
        议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宪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规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7]（上册，《藩镇论》，p456）
    章氏认为，民皆平等、无贵庶之分的中国，不宜设上院(贵族院)，也就不宜实行代议制。章氏还认定，作为“封建之变相”的代议制，“必不如专制为善”，遂从否定代议制走向否定“封建”，从而与早年因倡导分治而肯定“封建”发生了大的改变。可见，章氏的封建观是随其现实的政治主张的转换而变更的。然而，章氏的封建观虽有大的更革，但所用“封建”一名的内涵，始终保持着与本义的联系。同时，他在论述中已把封建制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考察，并进行中西、中日之间的国别比较，其用语固然古色古香，所透露的政治理念也可能在激进与保守间摆动，但他围绕“封建”提出的论题(如反专制的政治改革问题、代议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问题)却颇富前沿性，视野可谓宽阔而深邃。

五 孙中山论“封建”
     
作为兼通中西之学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1866～1925)准确地把握了史学术语“封建”的内涵(封邦建藩)和外延(中国殷周时期、欧洲中世纪)，他力倡的政治革命，即“民权主义”，其“一扫而尽”的目标是君主专制政体。[1]
    (一)慎拒“反封建”提法
    孙氏一生提出过许多革命口号，如早年的“振兴中华”、“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中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乃至晚年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却从未提过“反封建”的口号，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封建”旗帜之际，孙中山也没有苟同“反封建”的提法。直至晚年，孙中山继续在“封土封臣”、“贵族世袭制”的意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在此一含义上比较、品评中西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晚年仰慕列宁及俄国革命，称列宁为“人师国友”。又有“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之说，[8]（下册，pl052）然而孙氏并不一概信从来自苏俄的提法。1922年以降，苏俄和共产国际关于现实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说传人中国，但孙中山只采纳前者，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取“半殖民地”说，孙中山本人在此前后的用语是“次殖民地”，而对中国“半封建”说则加以抵制。孙中山认为封建制在中国已结束两千多年，他终生未提“反封建”一类口号。  
   (二)  综合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
    孙中山对“封建”的认识有两大特色，一是会通中西，二是首尾一致。直至晚年，孙氏认为，秦代已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比欧洲直到中世纪末、近代初的“打破封建”早了两千年。孙氏1924年l～8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十六讲》系列演说，其中《民权主义六讲》的第三讲说：
    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欧洲没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国比较起来，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一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以后，这种限制也完全打破。[8]（上册，p164）
孙中山在这里较准确地把握了“封建时代”、“封建制度”的含意，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封建制度”(指殷周封建制)与“罗马亡了之后，欧洲列国并峙”相类比，认为“罗马变成列国，成了封建制度”。[8]（上册，P314）讲演中，孙氏流露出因中国比欧洲较早结束封建历史而产生的自豪感，却没有回答先期终结封建的中国近代何以会落后于欧洲。而前文提及的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其第二章的“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则对此有所解答：“欧洲、日本，皆封建灭而民权之代兴。”“中国不然，数千年来曾无有士民参与政治之事……兴封建者君主也，废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卫者君主也，与封建为仇者亦君主也。”梁氏指出，这便是“何以中国封建之运之衰，远在欧之先，而专制之运之长，反远在欧洲之后也”的症结所在。[3](第二册，P777)就此而论，梁启超有更深一层的识见。
    清末民初是“封建”演为近代史学术语以后作为新名在中国使用的第一阶段。其时所用新名“封建”，既远衔古汉语义，也切合西义，在概念上都保持了前后一贯。清民之际学人议“封建”，较少从社会经济立论，而多从政制角度着眼，认为中国的西周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日本中世及近世的武门柄政颇相近，其共同特征是：封土建国、领主执掌封地、世袭贵族执政、国家主权分散，与秦汉以降实行的帝王君临天下、土地自由买卖、官僚考选产生，由非世袭的流官制、郡县制所确保的中央集权政制恰成对照。
    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大体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当然有深浅之别，却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既不坐井观天、固守本义，又不尽弃本义，妄意引申，而是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外延不仅指殷周政制，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政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历史继承性与进步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清民之际的论者，还缺乏深广的学术准备，尚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尤其缺乏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抵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的挑战，故在20世纪30年代以下，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然其蕴藏的合理精义，值得我辈认真体味。  
参考文献：
[1]钟叔和．日本杂事诗广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黄遵宪．日本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严复．社会通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z]．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孟庆鹏．孙中山文集[z]．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1] 参见其1906年发表的《[民报]发刊词》、《民族的国民的  社会的国家》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