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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国学网
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3](第二册，P777)
梁氏认识到中国、欧洲、日本都有过土地、人口分封的时代，而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差异在于，欧洲有市民社会、市民政权，中国则无；日本有士族阶层，中国则无。这便导致了欧、日“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这一论述卓有见地，却又稍嫌简单，然所使用之“封建”一词，较 好地实现了中西一日史学术语的通约，其关于 中、欧、日封建制历史演进路径的思考，又显示了一种政治理念的前沿性。
(四)“封建社会”
旅日十余年的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反封建”及其艰巨性是深有领悟的，他1910年撰文曰：
日本当维新伊始，八百年封建社会一旦破坏，而天子无尺土，府库无一钱，其艰难为如何?[4]（卷23，P62）
这里使用的新短语“封建社会”，既是古典词“封建”的延伸，又是日制新名的采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梁启超游历欧洲，其所见所思，书之于1920年3～8月连载于《晨报》 副刊的《欧游心影录》，其中在论及欧洲近世文明 的三个来源(封建制度、希腊哲学、耶稣教)时，梁氏对“封建制度”所做界定，吸取了西欧史学界的观点，又与“封建”古义保持联系。
综观梁启超论著，可以发现，以观点多变著称的梁氏，在新名“封建”的运用上，却做到了概念的首尾一贯，坚持了古义与西义的统一。而且，梁氏是中国较早使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名的学者，从梁氏使用这些新名的上下文考析，含义相当准确。梁氏不愧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山者。
三 严复以“封建”译feutdalism
严复等从事中英翻译的中国学者，将feLLdal―ism与“封建”在“封土建国”之义上加以对接，这虽在日本以“封建”翻译feudalism之后约20年，但并非转用日本译名，而是直接从西语译来，故仍可视做中国富于中西文化通识的翻译家的独立制作。
(一)从音译（拂特）到意译（封建）
严复先生(1854～1921)对中、西“封建”义兼有认识，而且在对译时取慎重态度。1897～1900年问，严氏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时，对feudalism取音译，谓“拂特”，或取音意合译，谓“拂特之制”、“拂特之俗”。以后，严氏1903年把英国学者甄克思(E．Jelaks 1861～1939)的A History of Poli一tics(可直译为《政治学的历史》)译为《社会通诠》，该译本将feudalism意译作“封建之制”(有时也音译“拂特”)。严译《社会通诠》称，社会进化的三阶段为图腾社会(又称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又称国家社会)，而宗法社会过渡到军国社会，中间经过了封建时代，译文有这样的表述：
封建者，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5](P75)
严复在《译社会通诠自序》中介绍甄克思的历史分期观点：社会进化之阶段为“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而“由宗法以进于国家”，有一过渡形态：
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6](第l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5)
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处有二：其一，把古代宗法社会向国家社会(指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过渡演变的中间环节称之“封建”。其二，封建社会是定居农耕文明的产物。这是颇富世界史通识的见解。
(二) 严译“封建”兼及古义与西义
经严复的翻译与诠释，“封建”从原指一种政制举措(封爵建藩)的旧名，演变为指一种社会形态、历史时段的新名。而严译“封建”在向新名转化的过程中，并未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脱钩，而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做合理引申。这种引申义又与对译词feudalism的含义(领主制、采邑制)彼此契合，从而达成古义与今义的因革互见、中义与西义的交融涵化。
严复还论及欧洲步入封建社会的时间：
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仅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6）
称唐宋之际(即公元9世纪左右)欧洲迈进封建社会门槛，18世纪前后方结束封建制度。这一论述遵从欧洲史学界关于中世纪的起讫判断。严氏未将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时间段强行拉扯到一起，指出中国的封建时代大大先于西欧，他说：
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迄于周，中国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诵宗法，亦于此时最备……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6）
严氏特意点明：尧舜至周两千载为“封建时代”，而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天下，行郡县、开阡陌，乃一巨变，从而将“封建”与“郡县”对称，其所说“封建之时代”指实行分封制的时代。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封建时代，下迄于周代，不包含秦以后，与西欧封建制在时段上相错甚远。至于秦汉以后，严复称为“法专于国主”的“霸朝”(即专制帝制)，并将秦以后的社会用设问句名之――“以为军国社会者欤?”
综论之，严复所用“封建”包蕴的概念，兼及该词的古汉语义与feudalism的西义。他用此一古今融会、中西通约的新名“封建”，表述中国、西欧历史中不同时段的近似制度，从而指示了“封建”这一新名运用的合理途径。
四 章太炎“封建观的前后变更
近代学者关注“封建”论题的突出人物还有章太炎先生(1869～1936)。
(一) 从抑制君主集权角度肯定“封建”
与严复有别，章太炎是从中国传统史学视角讨论“封建”，大体承袭顾炎武，从“分治”意义上探究“封建”的价值。1899年10月，章氏撰《藩镇论》，开篇即说：“自封建之法不行于后世，于是策时事者每以藩镇跋扈为忧，是其言则孤秦陋宋之冢嗣也。”[7]（上册《藩镇论》p99）他把批评封建制导致藩镇割据的言论斥之为“孤秦陋宋”，原因在于，章氏痛恶专制君主集权，向往宪政，并寄望藩镇在君主专制向宪政转变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章氏说：
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7](上册．《藩镇论》，P102)
章氏期待中国的封疆大吏仿效日本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支持维新，维新后又能将藩地交还朝廷，如能这样，藩镇就化消极为积极，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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