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环志略》创制新语的贡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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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经世派官员徐继畲所撰《瀛环志略》厘定一批对译西洋概念的新语，涉及地理、器物、政治等方面名词，成为现代新术语的前身，对传播西学卓有贡献。
《关 键 词》徐继畲/《瀛环志略》/新语


  清代道光、咸丰之际（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开端，从而也是西学东渐力度剧增的起点。继明清之际以后，此间再度进入新语译介的活跃期，一方面，欧美入华新教传教士竞译西书，创制新语，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士人也参与译业，而主其事者，是经世派官员（林则徐、徐继畲、姚莹等）与经世派学者（魏源、夏燮、梁廷等）。本文专论道咸间经世官员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为对译西洋概念而厘定新语的贡献。
    　　一
    徐继畲(1795-1873)，宇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历官广东巡按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徐氏任职广东、福建时，恰值东南海疆多事，遂在辖区布置防务，并用力了解外部世界。徐氏在广东时结识第一个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1814-1843)，在福建更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甘明，英国博物学家、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1845）及夫人，继任领事阿礼国(1809-1897)及夫人，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等有所接触，逐步“了然于世界大势”。其中予徐氏西方知识尤多的是雅裨理，徐氏任福建布政使期间与之交往，徐氏后来追忆：
    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注：《瀛环志略・自序》。）
    雅裨理(Abeel David,1804-1846)，美国新教传教士，受“海员之友社”派遣，同裨治文（又名高理文）一起于1830年2月抵广州传教，又转往南洋，1842年抵厦门鼓浪屿传教，1844年1月首次会晤徐继畲。雅裨理在日记中记述道：
    不久前，厦门来了一位帝国的布政使，派遣他来的目的主要是为外国人的活动限制一个范围。……他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好问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他提出有关外国的许多问题之后，我们提议带一本地图来，把他最感兴趣的地区的位置和范围指给他看。（注：Chinese Repository 13:236(May1844).）
    在以后的日记中，雅裨理这样评价徐继畲：
    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很明显，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了解世界各国状况的愿望，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注：Chinese Repository 20:169-170(April 1851).）
    另一传教士乔治・史密斯称徐继畲“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遍了中文名字。这本地图册是他在广州时的一位下属官员赠送的”。（注：史密斯：《中国驻有领事之城市访问记》（伦敦，1847）。）
    “西国多闻之士”雅裨理等人口授的西洋知识，拓展了徐继畲的视野，他进一步搜集西洋人编译的相关资料，如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郭实腊的《万国地理全集》、玛吉士的《地理备考》等；又考析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的舆地著译，如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对于这两类著译，徐氏取分析态度，他说：
    泰西人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之属，皆久居京师，通习汉文，故其所著之书文理颇为明顺，然夸诞诡谲之说亦已不少。近泰西人无深于汉文者，故其书多俚俗不文，而其叙各国兴衰事迹则确凿可据，乃知彼之文转不如此之朴也。（注：《瀛环志略・凡例》。）
    比较起来，徐氏更看重道光以来入华的西洋人的“汉字杂书”，虽文字粗鄙，但内容较切实和新近。他在阅读这类“杂书”时，每有疑问即向甘明、雅裨理、李太郭夫妇、阿礼国夫妇等洋人当面请教，务求真知。此外，徐氏还广为参考本国官私典籍，如历朝正史及各种舆地论著――郦道元的《水经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陈资齐的《海国闻见录》、谢清高的《海录》、王恽的《泛海小录》、邵星岩的《薄海番域录》、黄毅轩的《吕宋纪略》等。
    在参较中外群籍，口问笔录，详加考证的基础上，徐氏逐步手记成书。他叙述这一过程道：
    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注：《瀛环志略・自序》。）
    这里所称“久之积成卷帙”，指初编《瀛环考略》2卷和续成之《瀛环志略》10卷。“瀛”指大海，“瀛环”指大海环抱的全世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战国末年齐人邹衍（约前305-前240）谓中国之外有大九州，稗海环之为一州，九州更有“大瀛海环其外”。徐氏借“瀛环”名书，以指其为世界地志。
    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徐继畲草就《瀛环考略》，该年七月，在《考略》基础上撰成《瀛环志略》初稿，后又修订补充，“稿凡数十易”，“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注：《瀛环志略・自序》。），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完成10卷本，近15万言，按洲述各国史地沿革、风土人情、社会变迁，着重介绍西方国家史地、政治、经济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徐氏1841年称英国为“逆夷”（注：《松龛集》卷3，第6页。），在《瀛环考略》中，仍用“夷”称西洋各国，而《瀛环志略》则全部删除“夷”字，代以“洋”、“西洋”，反映出徐氏是较早跳出传统“华夷观”，理性看待外域的先觉者。
    《瀛环志略》初刻本（戊申本）1848年在福州问世，士林间反应冷淡。因其时正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朝野出于对西方的愤恨，忌讳论及西方长处，而《瀛环志略》则对英、美、瑞士等西方国家的近代文明多有正面述评，如称英国为“强且富”之国，又说“英吉利之人……心计精密，作事坚忍，气豪胆壮，为欧罗巴诸国之冠”。（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被时人认作“颇张大英夷”（曾国藩语）。该书后于1850年重印一次（庚戌本），仍流传不广。同治五年(1866)徐继畲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刻《瀛环志略》，以之作同文馆教科书，其影响逐渐扩大，成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读本。徐氏著《瀛环志略》，意在供“任远事者”参考，而此书确乎起到这种作用，清末出使外洋者，莫不携带一册，随时查阅。1867年使欧的斌椿，1875年使欧的黎庶昌，1876年使欧的郭嵩焘、刘锡鸿，同年游历欧美的李圭，1890年使欧的薛福成，1894年使日的黄庆澄，都随带该书，并沿途核查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