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考辨（二）

  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网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27]  
他承认当时的清官“千百而无十一”，还不足百分之一。但他实行变法後，如前引李新之说，还是“廉吏十一，贪吏十九”。正如元朝的女真人乌古孙泽常说的一句话：“士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浴！彼“身一布袍数年，妻子朴素无华”。[28]养廉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俭”。自奉不俭，薪俸再厚，到头来还不是贪得无厌。
　　清朝雍正皇帝特设养廉银，“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29]“知大臣禄薄不足用，故定中外养廉银两，岁时赏上方珍物无算”。[30]其效如何？清朝是否就因此灭绝了贪官？高薪养廉在历代已屡行而无效，如今居然有人将它当作反贪的新建议和新发明，岂非过于荒唐而浅薄。况且既有马克思的明训，强调一切干部的中等工人工资原则，又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历史上看不到有因高俸厚禄的养廉而培育的清官，也看不到真正因穷困之至，揭不开锅，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贪官。清官与贪官的根本区别，全在于个人操守。
　　清官不仅须忍受生活上的清苦，而在官场大都是蹭蹬不得志。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而粪土上浮。得上司青睐，能排挤同列而上浮者是粪土，而被上司厌恶，受同列排挤而下沉者是黄金。中国成语有“结党营私”一词，确有科学的内涵。盖在官场中，欲营私就必须结党，不结党则不足以营私。受众多贪官排挤者正是清官。在官场中，施展各种歪门邪道而得利，而窜升者，则是贪官。正如宋朝陈宓所说：“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a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31]这正是官场的常态。
　　宋朝著名的抗金英雄宗泽是元v六年（公元1091年）进士，而奸相兼大贪官王黼则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进士。[32]宗泽“质直好义”，是个“自奉甚薄”的清官，[33]却因拒绝执行宋徽宗的错误政令，屡遭贬黜和处分，屈沉下僚，直到北宋末，还只是当一个磁州知州。然而晚十二年的进士王黼却得到宋徽宗的宠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拜特进、少宰。由通议大夫超八阶，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34]就在同年，“知登州宗泽坐建神霄宫不虔，除名，编管”。[35]宗泽抵制宋徽宗耽溺道教，劳民伤财，兴修神霄宫之类宫观，受到极重的处分。宗泽年近七旬，在国难当头时，方得崭露头角，在临终前不到两年，生命大放异彩，却是非常可悲痛的异彩，否则，他肯定在史册上是默默无闻的。两人的荣枯岂不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金朝末年，陈规上奏说：“县令之弊无甚于今，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时贪纵，庸懦者权归猾吏。近虽遣官廉察，治其奸滥，易其疲软，然代者亦非选择，所谓除狼得虎也。”[36]在古史上，贪官惩治贪官，新贪官取代旧贪官，换来换去，就是“除狼得虎”，当然非独金季而然。
　　《历代名臣奏议》卷67载郑介夫说，官员“满替”，“彼贪污者家计既富，行囊亦充，赴都纵贿，无所不至，每每先得美除。彼㢘介者衣食所窘，日不暇给，至二、三年闲废于家，虽已给由，无力投放，及文书到部，复吹毛求疵，百端刁蹬。幸而入选，在都待除，淹困逾年，饥寒不免。则急进者可以速化，恬退者反有体覆保勘之挠，是朝廷诱人以奔竞也。今大小官正七（品）以上者省除，从七（品）以下者部注。然n由到省，例从部拟，吏部由此得开贿门”。他所反映的是元成宗时的情况，清官的遭遇，与宋金如出一辙。
　　《孟子・滕文公下》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今的史实证明，这是很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但中国古代的一些清官确实以自己的立身行事履践着这条古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人言可畏，舆论对压制贪腐，无疑有巨大的作用。由于贪官的缺德，从来也没有一个贪官，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要当贪官，以当贪官为荣。秦桧和严嵩是个鲜明对比。专职纠劾贪腐的台谏官，不过是由秦桧牵线的一群恶犬，他们只是按其政治需要，去吠咬异己，而对秦桧，只能是挖空心思地用各种谀词，去称颂“圣相”的盛德。然而严嵩却根本没有那种势焰，他当权之际，一个又一个的正直的官员，前仆後继，不断向嘉靖皇帝参劾他的奸贪。但嘉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完全不听正论，而支持、包庇和纵容严嵩的奸恶。“前後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徐学诗、杨继盛、周a、吴时来、张、董传策皆被谴。经、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37]在等级授职制下，即使有正论，当时又起了什么作用，起作用者倒是倡正论者反而惨遭严嵩的迫害。
　　在等级授职制下，百姓的好恶和口碑，决不可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升沉和荣辱，而上级或最高权力的青睐，才是升沉和荣辱的关键。《聊斋I异》卷8《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g能令上台喜也？”于是尽管百姓骂声不绝，许多贪官照样节节窜升，神气活现。
　　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於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各朝各代大致都有清官，但清官不起主导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更无法挽救危亡。
　　即以明朝为例，《明史》卷258《韩一良传》说，“庄烈帝初在位，意E治”，““澄城人韩一良者，元年授户科给事中，言：‘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38]《春明梦馀录》卷48载崇祯皇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在明季的危局中，崇祯皇帝非常感叹岳飞这句名言，但他面对的，则是文武官员依然醉生梦死，文官爱钱又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的现实，不亡何待？
　　如今的名牌产品，往往带来伪冒的问题。古代的清官也可算是名牌，就难逃伪冒的厄运。《儒林外史》第八回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大约是来自清代的民谚。《世祖仁皇帝圣训》卷45载康熙四十三年说：“目今巡抚皆有廉声，而司道以下，何尝不受州县馈遗。总之，此时清官或分内不取，而巧取别项，或本地不取，而取偿他省。更有督抚所欲扶持之人，每岁暗中助银，教彼掠取清名。不u一、二年，随行荐举。似此互相粉饰，钓誉沽名，尤属不肖之极。”同书卷46四十八年说：“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岳飞云：‘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命，则天下太平矣。’”他对岳飞有民族偏见，力图在军事上贬低岳飞的战绩，但对岳飞这句名言，却是感慨甚深。五十五年又说：“或有人自谓清官，纵妻子、奴仆暗受贿赂，以此为清，朕断不许。如此清官，何益之有？”雍正的《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71载：“余甸以清官自居，乃亦收受朱成元之r送。”他们身为九重之主，对假清官的了解，其实也是片断的、皮毛的，决不可能深悉假清官的所有花招。他们明知清官有伪冒，也可抓出个别假清官，但对众多的假清官，事实上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