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研究：成果、困境与思考（二）

  来源: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三）监局制度研究。宦官的权力以及它与明代政治社会的诸种关系，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成果呈现“两多两少”：第一、将宦权放到与其它权力关系中――如内阁与司礼监――进行对比研究的多（常用的一个词是“权力网络”），而研究其具体制度的少。以洪武时期内府官制为例，过去40年里仅有黄彰健《论皇明祖训录所记明初宦官制度》（台北《史语所集刊》1972年第32本）。   
    第二、研究司礼监的多，主要是司礼太监“批红”对明代奏章制度及政局的影响，而研究司礼监以外宦官机构的少。众所周知，明代内府有“二十四衙门”，除了这些“大衙门”，还有东宫六局、天下王府承奉司、公主中使司，以及陵墓祠坛等处内臣，还有各种外差，如南京、凤阳、承天、太和山等处守备，各边省镇守太监，提督珠池、织造、烧造内官等。在这方面，研究殊少。以镇守内臣为例，在嘉靖十八年裁撤之前，每个省及边镇均置中官镇守，各边镇守之下还有分守、守备、监枪内臣。可这样一个重要制度，仅方志远《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文史》第40辑，1995年）和田澍《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述论》（《文史》第49辑，l999年）两篇文章作了概述。其实，这些宦官机构同样构成明代“权力网络”中的节点，都是研究者不能轻弃的题目。   
    （四）宦官评价及明代的“宦祸"。对宦官的恶评是与其“专权乱政”相因应的，许多研究正从其生理缺陷上寻找原因。如山昌岭、张安福《宦官专权原因的社会心理学分析》（《济宁师专学报》2001第2期）在分析“宦官专权必然性”时说：“（宦官专权的）原动力来自宦官特殊的心理机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心理变态。”作者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认定宦官心理的变态来自“阉割焦虑”，以致形成“畸形的人格”；又引用“现代政治心理学理论”，认为宦官的自卑情结必然促使他追求“过度补偿”。   
     心理分析作为一门科学，必有严谨的方法。而许多针对宦官心理的“分析”，既不拿一个“病人”细加“诊断”，也不提供一个群体（各个阶层的、“好”或“坏”的宦官）作量的保证，却开出“变态”的脉方。鲁迅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此在文学家言尽可恣笔张大，而学术则不可不谨严。在讨论宦官“变态”问题时，不应忘记此类人中亦有以“我形虽废，自有不废者存”的，宦官中并非没有“珠玑”（刘宝石《明代宦官中的珠玑》，《中学历史教学研究》2007年第l期）；“宦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不都是恶劣的”（赵兴元《从明代成化年间宦官的活动看宦官评价》，《第七届明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l999年）。   
对宦官的评价，在话语上常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变态”与否，在研究中也颇有因人而异的倾向，比如从来就没人说郑和“变态”、“焦虑”的。朱元璋说：“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但研究者不能不注意到，在朝代的前期，政治较清明时，宦官多贤，至末世，则贤者尤难得。至此，心理学似乎失效了。其实，岂止宦官，官僚阶层不都如此吗？作为一个群体，宦官的行为也逃不脱社会的特定规范和影响，并不简单是个心理问题。   
    明清易鼎未久，即有“明不亡流贼，亡于宦官”之说；更有人将明朝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对明代“宦祸”的评价，王天有认为，明朝268年，宦官“专权”不过20几年时间，将明代政治概指为“宦官政治”或“特务政治”，显然是不合适的。“正确看待明代宦官问题，既要看到宦官在国家权力运作中的作用，也要看到宦官权重所带来的危害”（《有关明史地位的四个问题》，《明清论丛》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这是客观公允的。但宦官权重到底带来多大程度的危害，则是需要通过研究具体评估的。   

    三  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20多年来，明代宦官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表现在一些错误认识得到纠正，一些偏见得到扭转，一些史实逐步澄清，这些都有助于达致对明代社会的正确认识。但实事求是地说，众多的成果呈现出一种“繁荣而单色”的特征。“繁荣”表现在数量上；“单色”表现为许多研究缺乏新意，反复操演陈说，还表现为研究漂浮，如蜻蜓点水，概说、介绍、综述的多，而能深入展开，“鞭辟入里”的少；一些至关重要的论题浅尝辄止，偶见一二篇引玉之作，随后数十年继之无文。这后一点尤其表现在制度的研究上。比如内府最重要的衙门司礼监，如前所述，关于明代中枢司礼监与内阁“两架马车”的论说不下万千言，均不过建立在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对司礼监的简单描述，以及司礼太监掌握“批红”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的基础之上（《明史》的记载也主要参考该书）。而刘若愚向后人介绍的，仅仅是万历晚期至天启年间的司礼监，之前二百年司礼监职掌及构成的变化，又有多少人了解？如果没有对一种制度及其变动规律的深入解剖和研究，宏论再高，也不过近于说梦。   
    近几年来，明代宦官研究竞有渐冷的趋势，一个重要指标是：文章明显少了，和明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似有难以为继之感。这到底是研究者兴趣转移了，还是在这个领域，研究已难再有新的开拓，产生新的论题了？其实都不是，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瓶颈”开始发挥阻塞效应，那就是史料的薄弱。   
    宦官史料的缺乏，有“先天”的不足。首先，宦官的历史是由士大夫书写的，不管那些“刑余之人”曾多么幸运地站在权力的巅峰，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却永远只能立于万恶的“下流”。士大夫们掌握着用笔审判，甚至是报复的权力。其次，还是出于头一个原因，宦官史料常常被刻意抹去――没有什么比剿灭其遗迹更能表达作史者抵制阉宦的决心了。因此，尽管明代史籍多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一些宦官史料，但总体而言，它们绝对是异常零散而缺漏的。除此之外，宦官史料发掘利用不够，也造成研究中史料基础的薄弱。宦官史料虽然缺略，但绝对数量仍然可观。收录宦官史料最多的，自非列朝《实录》莫属。但当下学界研究明代宦官，主要还是依靠王世贞的《中官考》一书。两者就史料所藏而言，无异于大海之与溪流；而且《中官考》的内容还主要源自《实录》。尽管现在已出版了好几种《明实录》的专题史料摘录，但至今尚无一种明代宦官的“实录钞”问世。另外，各种碑刻以及明清两朝地方志中的宦官史料，整理利用都还不够充分。由于大量零散的宦官史料未经系统整理，使用颇为不便，研究者只好就便取用《明史》、《中官考》等第二手材料，自然很快“仓空米尽”，史料的“瓶颈效应”便发挥作用了。   
    其实，明代宦官史料远非已用到“仓竭库罄”的地步，相反倒是大量史料被无端闲置。毋庸置疑，史料与论题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为需求不旺，对资源的发掘也便动力不足。比如说较少为人重视的地方志中的宦官史料，多数是关于镇守内官的。内官出镇是明代军政及地方管理的一个独特现象，但无论是研究明代九边，还是省级管理机构的文章，多对这个存在百年之久，并发挥过重大影响的制度熟视无睹，剥落不论。专门论述的，虽有方志远和田澍的两篇文章，也属综述性质，没有利用到地方志中的史料。既然一个制度本身都被人视而不见，相关史料之遭委弃，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它表明，在宦官研究中，虽然已很少再有人以一味的批判来代替平允的研究，但事实上的偏见及其惯性依然存在；学术视野偏狭，固有的陈套仍在作怪。而排除偏见，放开视野，无疑将促进新史料的发现；新史料的应用又必将促使新论题的不断涌现，这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英国人孟席斯的著作《l421：中国发现世界》（京华出版社，2005年），虽然引起不小的争议，但这位“业余历史学家”对太监郑和及其航海事业的全新描述，却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作者运用史料之新颖、广泛和不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给我们以启示。   
    过去研究中的一些“常识”之得到纠正――如最初将明代“宦祸”归罪于永乐，到最终指证出真正的“祸首”实为太祖朱元璋――无不是伴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及应用而达到的。   
    在这方面，朝鲜《李朝实录》值得一提。吴晗先生曾辑有《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他和孟森先生是最早将这个“宝库”引入明清史研究的学者。其实，包括宦官在内的许多议题，仍可从中继续挖掘。陈学霖便主要依据其中的材料，撰写了《海寿――永乐朝一位朝鲜籍宦官》（《明朝人物与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明永乐朝宦官探索――黄俨奉使朝鲜事迹考释》（《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大历史系，1996年6月）等文。海寿在《明太宗实录》中仅出现两次，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朱棣在漠北暴崩，偕学士杨荣驰报北京的就是他。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明朝史籍中只留下雪中鸿爪般的印迹，李朝实录中的记载却不少。另外一个黄俨，地位更高，他是朱棣在燕府潜邸的亲近内侍，构衅于朱氏父子之间，几乎动摇仁宗的太子地位。永乐时期，曾多次奉使朝鲜，替朱棣行征求“处女”等密事。但《明太宗实录》仅记永乐七年九月的一次出使，余尽湮没。读《李朝实录》，这个明朝最早的权阉，面目登时清晰；明初一些为史籍所隐讳的政情与真相也跃然纸上。   
    新史料不仅产生新的议题，也带来新的――比如说社会史――研究领域。北京西山黑山会有个刚铁祠，祭祀明初宦官“刚祖”，祠内有关碑刻，跨明清直至民国，达23通之多。但“刚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却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梁绍杰最早注意到这个人物，写了《钢铁碑刻杂考――明代宦官史的一个迷》（《大陆杂志》91卷5期，l995年）。其后赵世瑜、张宏艳将研究进一步深化，写了《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指出那位为明清两代宦官所崇祀，食了六百年香火的“太监祖师爷”，其实是宦官们自己创造，并不断敷衍附会的；阉人们那婉曲而微妙的精神世界，正藏在那表面看来千篇一律的祭祀文字里。如果没有对这些材料的精心发掘，那个“世界”也便永远消失了。   
    宦官史料利用不足，既有“自觉”（如以“特务”来概括明代宦官史，则异此的史料往往不取），或“非自觉”（泥于旧套，视野不开）的主观原因；也有史料本身匮缺，又散漫于典籍，非下大力气钩稽，无能奏网罗之功的客观原因。但它确实已经对明代宦官，乃至于明史的研究造成“堵塞”。因此我们说：明代宦官研究，与明史研究的其它任何一个领域相比，都更需要首先解决史料的问题。而欲有所突破，提升研究水平、拓宽研究路径，必须以发掘、整理史料为首务，这样才能为研究带来一个真正的具有持续生命力的繁荣。   

（作者 胡丹，原载：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