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与汉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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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型、汉字与“象”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的相对不发达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神话思维传统受到阻碍和挑战。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并没有向形而上的抽象思辨方向获得长足发展，反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着神话思维即象征思维的特征。《周易》所言“观物取象”和“因象见意”，儒家诗教所倡导的“引譬连类”，都表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具象符号为媒介的特点。为什么神话本文的匮乏和神话思维的盛行在中国文化中并行不悖呢？其主要因素似乎在于汉语文字。
中国神话的零散和无系统是以世界上保留神话思维表象最丰富的符号系统－－汉字的象征性为补偿的。汉字的早期形态本身就是研究神话思维象征系统的极宝贵的直观性材料，它会为象征人类学做出重大贡献，可惜这笔罕见的文化遗产尚未得到人类学家的足够重视。今以原型批评的眼光来看，古汉字对于原型研究确实大有助益。
从荣格和弗莱等人对“原型”的释义来看，它实质上是一种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媒介的形象。正因为是形象，才与哲学思维的符号形式－－概念范畴区别开来。荣格说原型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形式，它近似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和毛斯所说的“想象的范畴”（2）。这些说法都暗示出原型的具“象”特征。弗莱不像荣格偏重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解说原型，而是侧重从文学艺术角度去解说，他把原型界定为文学中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3）；在另外一场合又说原型是一些“联想群”（associative clusters）（4）。不论把原型理解为“意象”还是“联想群”，它在有“象”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汉字之所以和原型有内在关联，因为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也正是以“象”的保留为其符号特性的。成中英先生指出汉字的构成规则“六书”均与“象”有关：
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5）
既然汉字本身保留了造字之初的许多集体表象、象征意象和模拟性形象，这对于发现和归纳原型的尝试显然大有裨益。举例来看，汉语中意指“象”这个概念的字，其本身至今仍保留着概念化抽象意义所由产生的那个具体的表象。如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所述，象形字的来源便是图画字，先民造字者描摹一种物形的时候，由于观察和表现上的偏差，显得不很逼真。经过长久训练后才能把物体画得逼真。当一头巨象的图画完成后，看画的人不约而同地喊出“象”，于是“象”这个字在中国语言里就成了“形象”、“想象”、“象效”、“象似”等语的语根。（6）在这里，中国人关于“象”的概念之原型可以从这个字的古写法中直观地加以认识－－甲骨文中的“象”字乃是当时中原地区常见的大象之写生符号。弗莱在《批评的解剖》结论部分赋予批评家的职能－－重构或再造（reforge）被历史遗忘的一些原始联系，如在创造与知识、艺术与科学、神话与概念之间的联系（7），我们可以利用汉字的活化石作用去更有效的完成。汉族先民如何通过直观理性从大象这一庞大动物的表象中抽绎引申出与形象相关的各种概念，都将在语源材料的参证下得到明确揭示，而此种“再造”功能，是无法从西方的表音文字中直接完成的。（8）如汉语中“象征”和“想象”一类概念皆由“象”这一原型表象中抽象而来：
象征：《周易》用卦爻符号象征自然变化的人事休咎，用彖辞加以解释，构成一种因象见义的象征思维模式，对中国哲学思维影响深远。《系辞》：“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孔疏：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地。”
想象：《韩非子・解老》：“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象”既用于象征类比式的推理，更适用于想象活动，在汉民族的精神活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构成汉字的基本原则“六书”，如果从“象”的标准来看，皆可视为“象形字”、“象意字”和“象声字”三类，三者依次发生和衍化的过程正与华夏文明的展开过程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