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字和汉字的理据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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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字的理据性


目前，对于汉字理据性的理解还存在分歧。孙剑艺认为：“要说早期的汉字‘有字理’是可以的。但是汉字发展到今天，它所记录的汉语发展到今天，社会发展到今天，汉字的‘六书字理’早已消失殆尽了，或者说早已不起多大作用了。……实际上，汉字本身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逐渐淡化自己‘字理’的历史。”[1]苏培成先生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真正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据的。拼音文字的字母按照一定的规则拼合起来，就能表示出词的读音，这就是它的理据。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是语素文字，它的理据表现为部件和字音、字义间的联系。看到一个汉字，能够从它的部件联想到它的读音和意义。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语素，这样的字叫有理据。反之，看到了部件不能引起联想，这样的字就是没有理据。”[2]刘又辛认为，“从两种文字的性质来看，拼音文字是一种无理性符号；汉字则除少数表音（假借字）外，基本上都是有理性符号。”[3]这里对汉字理据性的不同理解，牵涉到对汉字系统规律的认识和对汉字发展演变历史的不同看法。至少涉及这样三个问题：
1.对文字理据性的理解
文字的理据性是指文字符号和语言成分的对应关系，既然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一套符号系统，而语言又是音义结合的词汇语法体系，那么文字记录语言，就是使文字符号和语言成分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语音的，也可以是意义的。拼音文字的字形（词形）直接记写语言要素的声音，而汉字中形声字的字形，则与语言要素的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发生联系。因此，我们说的理据性不仅仅指现代汉字是不是合乎“六书”，还指作为一套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汉字跟语言成分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换句话说，汉字的理据性是指其在记录语言成分的同时，是否体现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意苏培成先生的看法，任何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据的。汉字记录汉语，它的理据性就表现在汉字字形直接与语言中的音或者义发生联系。比如“众”，是由三个人组成的，用它代表“人多”的意思。“抬”两个偏旁，一个表义，一个表音。这样的字都体现出了汉字的理据性。不同类型的文字，它的理据性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有所不同。表音文字用字母表示语言中的音素或音节，字母按照一定的拼合规则来表示相应词的读音。例如英语中的“book，look，cook，boot”等词，其发音就有一定的规律性，词形直接记写语言要素的声音。当然也有一些词不能准确表示读音，但从英语文字的整个体系来看，还是有一定系统规律的，因此我们承认它是有理据性的文字，至于多少词形表音，多少不表音了，那是理据度的问题。
为了把汉字的理据性加以量化，苏培成先生提出了理据度这个概念。理据度的计算公式是：
实际具有的理据值÷最大理据值=理据度
按照字符理论，现代汉字的字符分为三类，就是意符、音符和记号。意符、音符有理据，记号没有理据。他以《新华字典》的部分作了抽样测查，推测汉字的理据度在50%上下。[4]
2.古代汉字和现代汉字的理据性问题
所谓现代汉字是指记录现代汉语所使用的文字。它以形声为主要构字方式，以楷书为通用印刷体，基本上采取语素―音节原则来记录现代汉语。古代汉字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前一阶段起于商代，终于秦代；后一阶段自秦末一直延续到现代[5]。在时间范围的大跨度、字形演变的大变化面前，对于古代汉字的理据性也要做出具体的分析。如果说小篆以前的文字，基本保留了象形的特点，那么隶变可以说是汉字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简化，它确立了汉字点、横、竖、撇、捺等现代汉字的基本笔画，也确立了现代汉字结构的基本雏形。在甲骨文里表示具体事物、动物的字形，一般都是描摹其外形或者外形特征，这些字形直接与所记录的词语发生联系，可以看作是有理据的。然而，也不是所有的甲骨文都是能够“见形知义”的，因此，其理据性未必就比现代汉字高多少。汉字发展到了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汉字造字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形声字增加的速度超过了表意字，形声字的数量也就占了多数。《说文解字》所收9353个小篆中，形声字的数量就占了80%多。这时候，汉字的理据性就越来越强了。发展到隶楷阶段，尽管随着笔画的确立，象形、指事、会意字的理据性有所降低，但形声字的数量发展迅速，南宋郑樵对两万多汉字的结构作过分析，认为当时的形声字比重已经超过90%。因此，汉字的理据性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加强了。现代汉字中，大部分字形是对隶楷阶段汉字的传承，古今通用字仍是现代汉字的主体，简化字和新造字所占的比例不足20%，即使是简化字和新造字，也不都是毫无理据的，相反，有些字还提高了理据度。比如“态”、“证”、“递”等字就比原来的繁体字理据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