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曼《北行漫记》：军事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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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延安的八路军及新四军的总部认为他们至少在名义上，仍受重庆最高军事当局的指挥与统辖，有关共产军活动的各种报告，照常送呈国防委员会。
下面是军事纪录的一个节要，乃共产党宣称他们军队从战事爆发后至一九四四年夏天，战斗的经过。
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共占全中国抗日兵力的十五分之一弱，不过共党军队却和百分之四十五点九的今日在华的日本军队作战，以及约近八十万的伪军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军队作战（关于这一事件，世界所听到的比较少）。在战争的七年中，共产党打了九万二千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一 百一十万的日伪军，俘虏了十五万的敌人。虏获物中包括三 十二万支来复枪（足够配备五十四万人之用，以每五人配备三支枪的比例计算）；九千挺机关枪，六千尊大炮，及一大堆的杂色的军器，如战壕中用的臼炮、手榴弹投掷器、子弹、无线电、电话机等。五十五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开大佐与少佐以外，包括一个中将与七个少将。在同一期间，共产党死伤超过四十万以上，其中包括五百三十五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
“所有这一切战争中，”共产党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对我指出道：“自从一九四○年以后，没有一枪一弹，没有一文钱，或一磅的食粮，是由国民政府给我们的――只有一个例外：有一百二十挺轻机枪及六挺射坦克的炮，特别运载进来，那是由苏联最高军事当局给我们的。”
上述的话，是答复竭尽宣传能事的罗泽]将军的攻击的，他说：“共产党在过去六年中，未打一仗。”四十万的死伤，差不多和目前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合并起来的总数相等（五十七 万人）。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多的成就呢？主要地由于他们队伍中的特殊高的士气――根据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说话――这是有耐心的政治训练的结果。
“任何军事计划的完成，”他在一次会见中说起，“主要地依赖着勇气、自信、战斗力，和军官与士兵双方的团结精神。
提高这种性质，即是我们军队中政治工作的目的。仅有口号标语不发生多大作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种逐渐教育的过程――促醒我们军官与士兵的国家意识，使他们熟悉了敌人的谋略与素质，教导他们唯一把中国从目前困难状况救出来的方法是抵抗侵略者直到胜利为止，和不流血就无法获得中国的独立与幸福。
同样地重要，是军官与士兵间的加强了良好的关系。在过去军阀的军队中，没有军官与士兵的和洽空气存在。军官虐待他们的士兵，遇有轻微的冒犯，即行鞭打，并且强迫无理由的服从。今天，铲除了这种流弊还不充分；产生一种团结精神，培养友好与尊敬的空气，加强甘苦相共，存亡相依的精神，是重要的。
“在我们的求解放的争斗中，我们应该依赖人民庞大的潜力。我们应该组织他们，教育与武装他们，领导他们打游击战。为获得他们的援助，我们应该遵守最严格的纪律。至其他的行为规则中，我们的士兵应该言语与态度上客气，他们应该偿付他们所买的东西的钱，归还他们所借用的东西。他们应该赔偿任何损坏的东西，打扫清洁任何他们弄脏的地方，并且在开拔前，应该听命去作一次考察，是否对人民无意中做出了任何不对的事。”
一旦触及到八路军政治工作问题，厚嘴唇的彭德怀――通常是一个显得沉默的人――就滔滔不绝地不能停口。这对他并不是新的事物；这种知识与信念是一种要远溯到早期内战时代的经验的结晶，那时他和他的配备十分不堪的革命信从者，一同加入到毛泽东、朱德、贺龙及其他领袖的手下去，这些人曾十年立定脚跟，对抗着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与武器向共产党身上围剿的蒋介石及国民党。那是政治信仰，及党的教育工作，支持他们作那可惊的长征，这一有组织的迁徙，只有拿破仑退出莫斯科的历史记载可与之比拟。他曾讲起过这件事，当我第一次在陕西北部他的司令部遇到他的时候，那是要回溯到一九三七年，正在日本人进攻北平的前夕，与战争快爆发的期间。
“和日本战争随时有可能，”他那时曾经这样说，“但我们已准备作战。我们所缺乏的武器，将由我们的人民明白他们为什么而战来维持势均力敌。我们也有庞大的人力作后盾，以及作长期消耗战的必要资源。”
土头土脑语带讥刺的贺龙，在贡献他的说明共产党的异乎寻常的军事纪录的意见中，是十分干脆的，他说：“总之一 句话，我们的儿郎们，刚巧是些不怕日本鬼子的人。”我们知道，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当日本机械化部队，从北平长驱直下的时候，贺龙亲自率领他的部队使它遭受一次严重挫败。
日本人曾吹牛他们要在三月内征服中国。轻视了中国的兵力，骄傲着他们自己的机械化武装，日本人从华北疾卷南下，把他们前面的中央军，驱逐得象一群受惊的兽群一样奔逃。贺龙不但没有参加到退走的中国军队中去，抽调他的内战中有经验的老兵到一侧去，让日本鬼子喧嚷地走过去。在雁门关的狭仄的通道上，贺龙，一位游击战略的大师，对日本机械化的队伍主力，加以包围。被陷的坦克与炮队互相践踏地往上爬着，发狂地逃命，“我们给他们一次鬼哭神号地迎头痛击，”他沉默地说，更象对自己而不是对我说。“我们真地夺获了那些坦克车及装甲车中的几辆，但我们只能把它们毁坏掉，因为――嗯我只能承认――因为我们不晓得怎样开那个鬼东西。总之，我们对它们毫无办法。它们也许会变为一件麻烦的东西；坦克车是没有多大用处，除非是在平地上，而在华北又没有很多平地。所有的平地，我们能够并且很容易地把它挖断，使它简直不可以让坦克转动。”
日本人的飞机也并不使贺龙及其长征队感到任何恐怖。
他们在过去十年内战中，及八千英里长征的沿途上，曾时常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与猛袭，这结果，日本鬼子的俯轰炸机不足以惊吓他们。实际上，贺龙谈到，八路军曾大胆地进袭阳明堡的日本飞机场，损毁了三十架飞机。“我们的部队在这一件工作上没有妄费一粒宝贵的子弹；用着我们的刺刀与手榴弹走进去，毁坏了停在机场的每一架飞机及把机场的设备附带也一并毁掉。”
贺龙的姓名在今天的华北全部，变为家喻户晓。在内战时代，他们叫他为“共产党的罗宾汉”。虽在一九二七年国共破裂前，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将军，但大量残酷的逮捕群众及国民党的屠杀每一个被认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犯人，使他十 分憎恨，他参加到共产党方面去作他们长期求生存的斗争。在一九三五年，他领了五万个手下人，开出了湖南，参加长征。
及至他在西藏边境与朱德及共产党主力军会师的时候，他的兵力减少了近一半。他的士兵成千地死亡于饥饿及露宿上；其他几千人死于作战或受伤致死，因为他们在他们路上的每一 阶段，都得作战。当我在陕西访问贺龙及其军队的时候，他们刚才开到。我在一九三七年七七的晚上在他的司令部中，那时消息传来，说日本人进攻北平近郊的芦沟桥――这著名的进攻爆发了亚洲战争的火药桶。有人也许要认为这位将军和他的军队，在经过这一次可怕的长途跋涉后，没有什么再比休息重要的了。可是不然，在第二天早晨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贺龙及其部队宣布他们愿对日作战，不问蒋委员长及国民党是否同意。
自从那第一次大会过去以后的七年中，贺龙很少改变。他仍是一个身体强壮精神饱满的战士。贺龙率领第一百二十师和第一百十五师一起进入山西沿同蒲路布防。由于这结果，日本人不得不停止了他们南下，回师到他们的后方去对付他。这给退却的中央军一个喘息的机会，能有充分的时间掘壕布防，坚守阵地，抵抗敌军。“我的士兵那时是对于那吓坏了的国民党的士兵，壮了他们不少的胆量，”他说，或许有一点夸口。
“我们时常叫他们是日本人的开路先锋，因为他们跑的路，就是日本鬼子跟着走的路。”
虽则和日军作战比之以前内战，是更其危险与困难的事，可是贺龙仍极注意于组织群众，不问在那一个他的军队活动的地方。“没有人民的帮助，我们决不能够存在下去。我们从我们过去时代的经验，明白了那情形。我们派了宣传团，在我们军队前面，到乡村中去，说明我们到来的目的：日本鬼子正在灭亡我们的国家，我们到来打他们。我们需要人民的帮助来干这一件事，需要他们的帮助，反抗敌人，保卫他们自己的田地与家室。如果我们愿意对这个防卫牺牲我们的性命，难道要求人民的帮助与合作是太过分的吗？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尽站岗的责任，对敌人的移动供给我们情报，做向导，或者抬伤兵。在我们抵达前，我们就晓喻他们。我们随后的模范行为，使我们的好名声在我们到达以前流传开去。我们的军队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受人欢迎。他们立即从我们特殊的阔边草帽上认识了我们。”
“这样我们才能在敌后生存与作战。这样我们才能发展与扩张，为此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从日本的高压下，解放出来几千万的中国人民，帮助他们建立自由与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能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在敌人最精强的武器的前面，持久作战下去。”
在延安，有一时期，曾有好多亲自参加建立与发展这些抗日根据地的人逗留着。他们召集起来开一次会，为将来设立计划。举例来说，这些人当中，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司令聂荣臻将军。（选自哈文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