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悲剧 杨门女将与宋朝兵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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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执政期间拥有作战部队六十六万六千人，比太祖时增加了近一倍，但却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或败多胜少。究其原因在于宋代的掌兵制度贯彻了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即用文臣监督和制约武将的原则，更不敢给将帅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对将帅的防范和猜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赵宋王朝更害怕某一员大将独掌兵权，凡征战必分兵处之。如雍熙三年(986年)二次伐辽，兵分三路，并完全由居住在开封深宫的宋太宗决定三军的进止，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焉有不败之理。当时就有大臣提出兵败的原因是“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猜忌分兵的结果，使宋代部队处处被动挨打，一败涂地。
“杨门女将”一戏中有个王大人，他坚持议和，是符合赵宋王朝的历史事实的，他道出了赵宋统治者的心声。宋太宗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他这种防内重于防外的主张为历代赵宋皇帝所继承，因而议和换取苟安是赵宋王朝的传统国策，“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戌为害”。在“和戎为利”思想的指导下，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致使宋代军队战斗力大为损伤。
赏罚不公是宋代另一大弊端，庞籍说：“今宿师西鄙，力战重伤方获功赏，而内官、医官、乐官无功时享丰赐，故天下指目，谓之‘三官’。”前方战士身负重伤才有赏赐，而围绕皇帝身边的“三官”无功也享有丰赐，甚不寒了将士们报国杀敌之心，重文轻武由此可见一斑。
从赵宋家天下的私利出发，宠信奸臣贪官，对那些醉心于良田豪宅、金帛美女的无能庸将一味地纵容姑息，对杨家将、岳家军这样能征善战的忠臣良将反倒猜忌和重点防范，最后大多死在昏君奸臣之手。这就是能干事而不能言事者的结局，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宋初的军事制度改革，以文制武，兵权分立，对于革除兵变、保障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的生产秩序，以及繁荣发达的大宋文化的确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其弊是大大减弱了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才使得一门忠烈的杨家将最终成为宋代兵制的牺牲品，祖孙三代演绎了一场人间悲壮剧。惜哉！(韩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