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鳳凰網 然而，若過度任法，也不符合經義。因爲照經義來看，法律只是輔助德治的手段，德治才是真正的治化之本。孔子就曾將德治與法治進行比較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爲政】）漢儒對此亦深諳其義。如董仲舒就曾特別強調其德主刑輔的理論，他說:『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陽主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漢書・董仲舒傳】）所以在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都一再反駁桑弘羊:
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鹽鐵論・論災】）
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亂撲焦，而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鹽鐵論・刑德】）
聖王之治世也，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鹽鐵論・遵道】）
梁統也專門解釋說，自己並不是主張『嚴刑』，而是希望能遵循『舊典』。班固在論述刑罰的同時也明確提出:『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漢書・刑法志・序】）至於王符，更強調指出:『法令刑罰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潛夫論・本訓】）可見，漢儒是一致主張德治爲治化之本，刑罰乃德化之輔的。這就決定了在寬猛之間許多統治者對『寬』都更爲重視。如元帝，史載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漢書・元帝紀】）；黃霸任穎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漢書・循吏傳・黃霸】）；於定國任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謹慎之心』（【漢書・於定國傳】）；魏霸『爲鉅鹿太守，以簡樸寬恕爲政』（【後漢書・魏霸傳】）；張湛『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漢書・張湛傳】）；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後漢書・循吏傳・劉矩】）；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後漢書・劉寬傳】）；等等。毫無疑問，這就是漢王朝對於法律的基本態度。
二、『禮法結合』的立法精神
關於法律的制定和修訂問題，漢承秦制，西漢前期的立法主要是依據法家思想。雖然在西漢前期統治者尊崇黃老學說，已經提出刑德並用的主張，認爲『先德後刑以養生』，『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繆（穆）繆（穆）無刑，非德必傾。刑德相養，逆順若成』（【馬王堆帛書・十大經】）。但是在具體措施上，當時除了廢除秦的一些酷刑，基本上還是繼承了秦制。如【漢書・刑法志】云:『相國蕭何h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而西漢中期以後，情況則明顯改變。隨著經學對於法律的介入，所謂『引禮入法』，禮法結合的思想便逐漸成爲漢王朝的立法依據。大致可歸納爲三個方面:
（一）關於強化皇權和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在這一方面，由於能否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將直接關係著封建國家的統治和安危，因而禮法結合的精神曾得到極爲充分的體現。例如，董仲舒根據【春秋公羊傳】提出: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春秋繁露・王道】）
三、『【春秋】決獄』――引禮入法的具體操作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在法律的具體運用上，統治者還把經學的有關原則直接等同於律令，採取『引經決獄』的形式。所謂『引經決獄』，就是以經義來作爲分析案情和認定犯罪的根據，用經義來解釋和運用法律。這可以說是漢代引禮入法在訴訟、審判和司法解釋上的具體操作。由於漢代『引經決獄』主要是引用【春秋公羊傳】的原則，因而這種決獄形式又被稱爲『【春秋】決獄』。
漢代的『【春秋】決獄』發端於武帝時期。【史記・儒林列傳】記載，呂步舒『執節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武帝）皆以爲是』，可視爲它的第一個案例。以後，在漢王朝的大力提倡下，這種決獄形式被廣泛運用於法律實踐之中。諸如:
【漢書・張湯傳】:『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
【後漢書・應劭傳】:『故膠東[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後漢書・陳寵傳】:『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爲（鮑）昱撰【詞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
【後漢書・何敞傳】:何敞『遷汝南太守。……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
【後漢書・應劭傳】:應劭『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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