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的大帝國如何由盛到衰？ (1)

  來源: 鳳凰網

核心提示：歷史學家可能是有意地誇大了景帝末年國家的形勢，以之作為批判其繼承者奢侈浪費的一種手段；因為武帝的政治家們的擴張主義政策和征戰造成了巨大的開銷和前幾十年積累的物資的消耗。為了支付這些擴張主義的費用，武帝和大臣們實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
因為有種種跡象表明，帝國國庫已經空虛；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壞；皇室本身的穩定也受到妒忌、傾軋和暴力的威脅。
文章摘自【劍橋中國秦漢史】 作者：【英】崔瑞德、【英】魯惟一 編，楊品泉 等譯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時新派政策的充分發揮（公元前141―前87年）
武帝時期（公元前141―前87年）標誌着漢代歷史的新轉折。鞏固工作讓位於擴張和積極的主動行動；建設性的政策被採納，以加強中國和解決它存在的問題。政治家們計劃改進國內的施政和加強對其人民的控制；計劃組織經濟和增加國家的收入；計劃消除入侵的威脅和改善中國在邊遠地區的利益。到公元前108年，漢朝的軍隊已經向外推進到最遠的距離，新的移民冒險活動也正在組織之中；公元前105年的宗教儀式顯示了漢皇室對號稱取得的豐功偉績的自豪感。
這些發展的取得並非沒有遭到非難，也耗費了大量中國的資源。武帝末年的特點是執行緊縮的政策；漢朝的軍隊不再是百戰百勝了。有跡象表明帝國國庫已經空虛；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壞；皇室本身的穩定也受到妒忌、傾軋和暴力的威脅。
公元前141年當武帝之父死時他年16虛歲。九年前經過了宮廷陰謀和取消了景帝的第一個繼承人人選後他被指定為太子。新皇註定要掌握中國的命運達54年之久，這是中華帝國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皇帝之一。許多作者認為他具有活力和主動進取的個人品質，並堅持這些是使他在位時取得種種成就的原因，②但經過更縝密的考察，支持這種主張的證據遠不是明確的。這幾十年中所採取的大部分主動行動可以歸因於他的顧問的建議，這些人中有的是外戚；但是武帝本人沒有親自參加指揮本朝著名的軍事遠征。我們從讀到的材料知道他主持宗教儀式，監督黃河堤壩修復工程的最後一些階段，或檢閱凱旋而歸的隊伍。此外，據說他尋求長生不老的方法或聽從術士和方士的花言巧語。當后妃和外戚之間不和時（公元前91年），60歲的皇帝顯然不能用他性格的力量平息混亂。雖然沒有辦法說明他個人是否得人心或激發人民的忠誠，但與他的名字聯繫起來的政策很快遭到了尖銳的批評，理由是好大喜功和無端犧牲生靈。
行政的任務
隨着文帝和景帝採用的措施所帶來的行政工作的日益複雜和繁重，政府愈來愈需要招納更多的人從事文職工作；新皇的最初幾個步驟是注意吸收合適的候選人。在公元前178年和前165年，政府號召向皇上薦舉這類人才；這些號召在公元前141年以詔令的形式再次提出。①這導致大部分資深的官員推薦德才兼備或對重大問題能夠大膽陳述意見的候選人。在公元前135年以及在整個漢王朝的其他重大慶典時，薦舉人才的號召又被提出，其用意是通過回答皇帝親自（在理論上）提出的問題，來證明候選人的才能。
從這些禮賢下士的最初行動和解決迫切問題的務實的企圖開始，最後出現了高度複雜的科舉制度，這就形成了中國帝國行政中一種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徵。從一開始，凡候選人的觀點反映了申不害或韓非著作精神的，就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培養中國官員的進一步措施表現出一種偏愛與孔子有聯繫的傳統著作的明顯的偏見。這就是在公元前136年為博士設置官職之事，目的是讓這些人專門研究【易經】、【詩經】、【書經】、【禮記】和【春秋】五部指定著作的詮釋。這一十分重要的詔令具有深遠的意義；中國經籍的觀念即由此產生，據此還開了以這些著作培訓官員的先例。從公元前124年起，下令應派50名學生由博士培訓；但已無法估計貫徹這一命令的有效程度。①
一個官員經常的配備物品包括毛筆、硯、刀和印鑑。他寫報告時使用在近期演變成的隸書，這種字體沒有前帝國時期的字體繁複，並且對新型的文房四寶很適合。例行的公事寫在用麻帶連結的窄木簡上。絲帛專門用於書寫特定的文書：這些文書可能是以精美的書法寫成的某些文學作品的抄本；或是一連串木簡容納不下的材料，如地圖或表格。刀用於抹字，這或是由於書寫錯誤，或是為了把木簡括擦乾淨後再予使用。寫完報告後，官員們在用以固定一卷木簡的小粘土塊上加蓋印鑑；這種印鑑表示文書生效。
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草擬例行公事的報告和收集治理帝國所需要的基本材料。吏的工作是抄錄詔令和曆法，以便向各郡縣分發。在地方官署，在職官員要準備他們治地的作為每年統計基礎的人口和土地簿冊。他們填報所收稅賦的報表和帳冊，以證明他們是否兢兢業業地徵收應收的收入和支付官方的開支。有時這類文件保存一式兩份。帝國的其他官員負責填寫路單或身份證件，官員在規定的旅程中通過所控制的地方時，必須交驗這些證件。②
從武帝及以後時期的文書殘件中可以看出漢代官員履行其公務的方式；現在還存有少數幾份用於政府公務的地形圖和軍事地圖。正史中有幾卷所包括的摘要就是以那些數目不詳的在政府官署中任職的吏和官員的工作為基礎的。①其他的卷包括的文書，諸如對行政工作的直接建議或其他官員提出的對政策的批評，通常經過刪節，它們來自上層官員。
不同的官職的職責大不相同。正式的官僚等級制確保職責的分派，職責的範圍既劃分明確，又得到正式的承認。這樣，低級官員可以得到保護而不對其上級的過錯負責；同時也可能出現一種遏制主動性的傾向。行政機構中有些最負責任的職務由郡守擔任。許多郡遠離京師，它們的郡守需要在不能經常商討的情況下作出決定；他們在文武事務中負有作出最後決斷的職權。在這些高級官員中，許多人肯定感到很孤寂，不能享有華夏文明和與其志趣相投的同胞共處的樂趣；不妨把例如在朝鮮的一些郡任職的漢代官員的生活方式與在不列顛的城郊和邊區村落度日的羅馬軍官的生活方式作一比較。
在武帝時期，一種新的紀年方法被採用。到那時為止，紀年分別從每位皇帝在位的第一個整年算起（例如，文帝一年和二年相當於公元前179年和178年，等等）；但從公元前113年起，政府開始習慣於宣佈年號，用年號來確定年份，年號每幾年更換一次。這一制度之使用部分地是出於方便；部分地是確認王朝宣佈的某些特點、特性或目的；部分地是為了紀念一些重要事件。例如，公元前113年在汾陰發現古銅鼎，被認為是給王朝帶來幸福的一個非常吉祥的徵兆。通過採用『元鼎』為年號，政府廣為宣傳它接受如此明顯的吉兆的洪福。這個年號的採用是追溯性的，因此元鼎元年相當於公元前116年。又有幾個年號被追溯性地採用，以表示公元前116年以前武帝朝的年份。從這時起，每隔幾年換一新年號成為常事。這些年號見於大部分的國家文獻，它們提醒了讀者一些王朝的重大事件，突出了舉行的宗教禮儀，或者表明了政府的精神狀態或態度，所以起到了政治口號的作用。這一制度直到帝制終了之前還在使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