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思】杂志会员微信群有文友曰：嘗讀曾文正公傳，以其篤實拙修，困知勉行，至於三俱不朽，而欽羨彌至。自是每日未明即起，行事必誌之以自省。所恨者，德功言之未立。雖事極艱蹇，亦不甘自棄，以負平生之志。竊思若死後靈堂所縣輓聯有以湘鄉作比者，而世人不以為過譽，則含笑於泉壤矣。 又有人曰：近读曾文正公全集，钦服无地。其家书千余封，奏稿千余封，已读竟，其与同僚知交书札亦千余封，正览阅中。于此既可观其一生行迹，亦可知其自修而至圣贤之域。卓然伟哉，非圣而何！ 余曰：以曾为圣，妄誉矣。不如读船山遗书，实有无穷义理。余亦曾购有【曾文正公全集】，大多为抄编，读其文章，并无甚意思，不久，置之于旁。而知世人誉之太过，远不如船山，还是读船山颇有感得。为学祖述孔孟、宪章程朱，宗师船山，参伍周张，兼采陆王。 论功，而功有是非，论德而德有诚伪，论言而言有精粗。能为天下仪表，不朽后世乎？士所追慕，民所感思乎？大多崇其能灭洪杨，位高权重，幕僚后学推之，饰之，扬之，而热于当今也。成功学之功利，惟以禄位高低为准。 （今人多称道曾国藩之修养。曾国藩的修养确实很高，但修养有两种，一种修养为修己安人，一种修养为了利用安身。雍正帝的修养也很高，禅学功底深，却是为了统治国家，以为南面之术，如何架驭臣下，以示君威不测。曾和雍正是后一种修养。还有司马懿也是。然屠杀所谓匪类不避酷烈之名，戕二弟，杀功臣岂顾恩义？其术安闲，然无光明俊伟之气，属于老谋深算那种，非圣贤之开物成务也。余观曾之像亦甚阴沉，看不到一点圣贤君子之气，何今人多崇之。同僚左宗棠就不齿曾之为人，谭嗣同之【仁学】亦论及湘军之屠杀，王闿运尝为其慕僚，所作【湘军志】亦多直书湘军之恶，而为诸曾所恶。其军队如何，则其为人可知。文集家书谈仁说义，让人觉得矫情客气，不诚也。言则孔孟，行则申韩。） 彼又曰：近史于曾国藩之定评貌似不甚高。究其因，其一，盖吾党自起义而来，多仗工农之力，于农民起事多褒许、同情也。而曾剿发匪、平捻贼，非降即杀，屠戮殆尽，如金陵之役，既无一降者，则十万之众，尸骸枕藉，流血漂橹，旬日而殄灭，故其功也下金陵，其非也屠金陵，世所谓曾剃头，盖谓此也。然孔圣倡恕道，意谓易地而处，推己及人。设或今之人处曾之形势，能不以屠为事乎？以区区五万之众，降十万之兵，不啻蛇之吞象乎？非数倍于敌军之力，纳降终于善策，故象之不可吞明矣！彼时南方十数省，非清廷有，尺寸之地，克复非易；纳降无善策，遣散无余饷，纵之成敌国，转瞬又启兵烽，故自古多有杀降者，白起坑赵卒，项羽杀秦兵，皆先纳降而后诛，非好杀也，彼非不好令名而致千古骂名，恐亦有不得已。国共相争，润之亦曾指示：诛杀敌人有生力量。故曾每以此常自悚惕，语诸弟曰：厕身戎伍，不易有功，常遗千古之非。然思退乏策，遍地皆警，弥海狼烟，朝廷方倚为股肱，天下盼救如云霓之望，一朝投笔，势成骑虎矣。故观其奏稿家书，曾外畏清议，内顾身家，非好杀也，势所不许，有所不得已也，虽负后世谤议，为天下所非，亦不顾也。其二，曾处清廷式微之时，南有发匪，北有捻贼，天下大半，已不复清廷所有。曾以万余众，东出楚国以救天下，次第翦灭，延清祚，续帝统，使昏朽之朝廷，延其残喘，议者谓曾不以此时除满立汉，遂至列强陵夷，天下汹汹，终至不可措手。以此篡夺之责，责之以曾，亦非不解曾之为人。曾非不可为权臣者，彼时天下劲旅多出湘军，贤才多出门下，若振臂一呼，南联洪发，北结张捻，外抚诸夷，清廷何患？曾以醇儒自许，以贤圣自期，若责之以救国可也，责之以篡夺则不可也，岂有食清廷之禄，而不忠清廷之事乎？公忠体国，礼之教也，欲令曾违其本心，从篡逆之事，背千古明训，必非曾氏之所不敢许也。故曾氏非不能如曹氏之专权也，亦未必不可如司马氏之篡魏也，醇儒之士，自奉之严，时怀敬畏，非不能为，实不敢也。亦不止不敢为，凡一身有权臣之迹象者，则舍之惟恐不去也。故金陵未下，即思裁汰湘军；金陵已下，虽捻之未平，亦裁之务尽。当僧王被诛，捻扰畿辅，朝中大震，速勅北上，曾亦以淮军为主，仅以三千湘军为亲兵，此举殆虽有成门人鸿章之美，不亦有自惜毛羽、渐退之心乎？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故文正公外畏清议，内忧身家，时怀悚惧。故金陵未下辄思裁兵，发捻未平屡求让位，每有功则自谢愚庸何敢居焉，每推贤则甘辞美之惟恐不尽。彼时苏杭先克，金陵未下，群议蜂起，一时扬李贬曾者有之。将奏稿与家书参而读之，文正公之胸次盖出天下人之上远甚，古今罕有其匹。彼诫其弟国荃曰：苏杭克复，李鸿章风头无两，此恰为吾兄弟引退之机；奏请淮勇援缴金陵，分功于人，正是全身远祸之道。曾氏兄弟，若久窃高位，挟不赏之功，有震主之妨，徒自取祸而已。故裁兵让权，屡见于奏稿之上；分功进贤，每形之尺素之中。长兄风仪如此，无怪乎国荃下金陵辄思退隐，寻即致仕，虽位列侯伯，弃之不惜，逍遥林下，甘为老农，躬耕南亩，型于山荆，教训子侄，未历官场十数年矣。此何人哉，必圣也欤？『功成弗居，惟其弗居，是以不去。』余每疑此语乃道宗诳语，其辞高渺难期，按诸千载，能行之者，不过数人而已。曾国藩任事辄毅然以天下为己任，邀功则每让时贤，未尝一言及己。他人做官，恒恐位之不尊、爵之不高，曾氏辄辞之惟恐不去，『贵得人和而不尚权势，贵求实际而不务虚名』。所谓『无欲则刚』，其斯之谓乎？近读斯人之书，感斯人之行，慕斯人之义而已。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然于其闻见，内审于灵台，外绳乎德义，若有其凿凿而不为时人所闻见者，不敢不谨陈其陋以供贤者之所择焉。 余恶其佞，而不欲多与争论，惟以仁义责之，曰：呜呼！儒者仁义而已矣！观乎曾氏，言则孔孟，行则申韩，杀降不祥，自古所讥，而曾为之，非仁也；华夷大防，扶垂亡之虏廷，非义也。论其言，或醇而如君子，论其行，何其与圣贤之道相悖也？明者自可观之，吾不欲多言。夫悖仁义之道，其他尚何足言乎？ 余叹曰：华夷之义大于君臣之义，故隋文代北周，而君子不责其篡，复汉统也。后世不明华夷之义，规规以君臣之义，不择君之为何，可夷狄，可盗贼，故以曾之势重，劝之反清复汉，亦惮而不为，惧乎篡夺之名，独不惧扶虏为伥之谤乎？ 此说不明，人多惑之矣。儒者之义，忠君，忠有道之君，非忠无道之君，忠华夏正统之君，非忠夷狄僭伪之君。当辨此义，则为曾洗白者无话矣。若曰忠有道之君，不忠无道之君，如孔子称汤武革命，岂责汤武篡逆？孟子曰诛独夫纣，咸丰之荒淫无道，亦桀纣而已。若曰忠华夏之君，不忠夷狄之君，则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宁中夏无君，而不愿戴夷狄为君，春秋大义也。况忠之，为其续命乎？后世多误解儒家忠君而已，其间义，则多不辨也。不问君之为盗贼，为独夫，为夷狄，而徇之，皆许其忠，乱忠之义。 又曰：仁重矣，君子仁而已矣！蹈之为君子，违之为小人。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惧数十万之降军而尽坑之，屠之，其害仁也大矣。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恶夫杀人盈城盈野也，若曾氏所为，以孟子定之，则服上刑矣。又曰：『杀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为也。』非徒重多数人之生命，亦重个人之生命，况杀数十万之军民而保身持禄乎！为之辩者，亦不仁矣。 行于街，余又叹曰：满清当咸丰之时，已成强弩之末，故洪杨以匹夫崛起，而所向皆克，震动虏廷，几复中夏，曾胡知洪杨之不利于己，而扶垂亡之虏，与洪杨力争，初战屡败。然犹屡战，知不战，洪杨成事，己必不免也。曾胡非洪杨敌也，而洪杨自相残，曾胡乘其衅以陷天京，而天国亡矣。曾胡以膺高位，享大名，与左李并称中兴四臣，而曾乃以修身得圣贤之誉。虽然，何足称哉！李鸿章之扬于俾斯麦，俾曰：『吾国以胜异族为荣，以戮同胞为耻。』鸿章甚惭。曾胡左李之扶异族而血染无数汉人之血，岂无自愧者乎？义军之初起也，始以汉人击鞑虏，终以汉人自相杀，而延虏朝数十之命，悲夫！洪杨不足有为，惜乎无真主起而驱除之也。举汤武之义，躬行天讨，悬虏酋之首，曾胡受飞廉、恶来之戮，何得名臣之誉哉！洪杨有盗贼之性，固非英雄，曾胡以乡愿之德，亦非圣贤。毁此誉彼，成王败寇之俗论也。 汤武之伐桀纣，犹曰惭德，先为之臣，同为轩辕之裔。若当清季，有真主起于草野，未尝为彼之臣，且异族世仇，举伐暴之师，如周武斩纣之首，悬于白旗；张复仇之义，如冉闵诛虎之后，绝于邺城。岂非天道之大公，出师之至正，人心之大快哉！而洪杨之骤起而蛇亡，终之以辛亥之姑息优待。而华夷之义卒晦于后世，何丕极而无泰！ 彼又曰：腐儒自古不可语大义。管仲仁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然孔子以为仁也。曾文正公仁乎？彼时天下扰扰，匪过如篦，兵过如洗，兵匪相乘，兵以杀民邀功，匪以裹胁自壮，万民如在倒悬，百姓淹溺待救。曾练军之暇，屡申屡诫于湘军，不可扰民，言语谆谆，三致意焉。当其东出以救天下，誓挽民心于将隳，故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百姓夹于兵匪之际，如失怙恃，如丧考妣，当此之时，惟湘勇能不扰民，惟文正公能安民，百姓视之若父母，望之若云霓。文正公仁乎？余必曰仁矣。有腐儒曰：『曾氏杀人者众矣，焉为仁？』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谓易地而处，推己及人，可谓恕道矣。若立曾之时，处曾之势，君将若何？发匪蹂躏南方十八省，裹胁而至桑梓之邦，两湖将沦化外之域。当此之时，曾以守制之身，愤而出山，移孝作忠，处非官非绅之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所图者何？窃高位乎？因其不终制，寸心常愧负，屡于奏稿中申明但有寸功，不邀褒叙。其后总督两江，节制数省，均百辞而不得。故知其不为高位也。窃财利乎？常以私饷犒军，誓不多取军饷一分以遗家室。身死之际，家无遗财，门生故友捐其赀，朝廷颁恤银，方得死尽哀荣，故知其不贪也。故其出也，保桑梓，救天下而已。曾以区区文臣（礼部侍郎）厕身行伍，建湘军，南平洪发，北剿张捻，焉可不以杀为事乎？所杀者贼也，所抚者民也。以杀止杀，终定天下，民得归其所，士得安其居，此谓大仁矣。孔孟固圣人哉，徒饰仁义之说，又何有于春秋战国之世哉？非战无以一统，非杀无以平乱。以战达统，以杀止乱，然后百姓得以安，天下得以平，此千秋不易之理，万古之公义也。故以此观之，文正公仁乎？余必曰大仁也哉！ 余本不想与之多辩，而见其言佞而又论诡，不胜其忿，乃具辞严驳之曰：呜呼！何言之悖也！曾某安能比管仲？管仲辅齐桓公尊王攘夷，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有驱除夷狄，保全中夏之功也。『民到于今受其赐。』岂至春秋，至炎汉四百年皆因管仲之泽而少夷狄之患也。管仲实吾华夏民族之大英雄，圣人许其仁，宜也。弃小忠而成大仁，管仲所以可称也。华夷之义大于君臣之义。若曾某则异是矣，不辨华夷，扶垂亡之虏，屠戮无数汉人，虽詈为汉宄，犹嫌其轻。所愚忠者胡，所残戮者汉，其为仁乎？其害仁也大矣！船山曰：『仁以自爱其类。』未有自残同类而可许为仁者也！而曰所杀者贼，所抚者民，呜呼！所杀者皆贼乎？其克天京也，滥杀军民以立威，上书咸丰曰：『必痛加屠戮，不避酷烈之名！』不问其他，但据曾某幕僚赵烈文之【能静居日记】载：『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呜呼！攻城杀敌，亦战之常，妇孺老幼何辜，亦罹此残？稍有恻隐之心者，见之能不悲悯乎？而曰杀贼务尽，人与人胥为人，何以杀人为快？且妇孺老幼与湘军何敌，恨城之难克，而并戮及其民乎？按天国之盛，南京有百万余人口，逮经湘军之克，而不足五十万，呜呼！惨矣！虽日军南京之屠，不过是也，惟明末清初扬州之屠过之。其屠杀如是之多且酷，故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称。至今南京幼童夜哭，母曰：『曾剃头来矣。』则不哭。谭嗣同之【仁学】曰：『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 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洪、杨之徒，见若干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其言良是，洪杨之徒岂无善类？多受官之迫，铤而走险，官之咎也，何乃专以戮名为义！洪杨固非英雄，而若李秀成、石达开辈，爱民若子，有儒将之风，忠王一降，遽受凌尺之酷，洪秀全已死，而曾某犹焚其尸，以炮轰天，何仇及骸骨耶？盖耻前之屡败，不得擒其人，则焚辱其尸，变态至此也！而曾之于俘虏，一概剜木凌尺，实其残忍之性，而肆发于战争也。 君言以杀止杀，诛其首恶要犯，岂肆杀戮而不知止哉！未闻能止杀也。船山曰：『圣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论治也详。今读其书，绎其言，蔑不蔼如也。其言蔼如也。其政油如也，患天下之相贼，而不以贼惩贼，惩天下之贼，规乎其大凡而止。虽有刀锯，而不损其不忍人之心。略其毫毛，掩其幽隐，以使容于覆载之间，而民气以静。』盖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而逞杀戮之快，杀机妄动而不能止，洪杨虽灭，起者相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不休，至国共相争，文革巨痛，逮邓氏改革，民气方静，垂及百年，成战国五代之弊，岂非南京之克，杀机妄逞之过哉！秦之灭六国，而终致天下大乱，秦亡，楚汉相争，至景帝犹有七国之乱，以杀引杀，惟待文景垂拱玄默之主可以息之也。曾某之大不仁，害及百年，而君曰大仁，佞者之辩，至于此乎？恻隐之心，君尚存乎？胡为饰汉宄屠夫之恶也？ 且不辨曾某之仁不仁，以大义判之，君言曾某忠君，岂为篡夺？然吾闻之：『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当封建之国，则如孔孟之他国，当郡县之世，则如管宁、王烈隐居不仕，此『天子不能臣，诸候不能友也。』『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而君有桀纣之暴，汤武以臣诛之不为逆，孔子称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岂责其篡？而孟子曰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立君以为民，残民而自逞，民之贼也，何弑之有？满清之暴虐，咸丰之荒淫无道，亦如秦与桀纣而已，而曾事之，为之效鹰犬之力，岂合义哉？若有汤武之主，起而伐之，其能免于飞廉、恶来之诛乎？又义有君臣之义，有华夷之义，君臣之义，可变者也，有禅有继有革；华夷之义，绝不可徙者也，船山所谓古今之通义，以君臣视华夷则小矣。华夷之义大于君臣之义，故隋文以姻媾而代北周，君子不责其篡，复汉统也。华夷之义大于君臣之义，后世多不明华夷之义，规规以君臣之义，不择君之为何，可夷狄，可盗贼，而有宋明亡天下之痛也。曾某不辨华夷，事虏君而助其伥，违大义也。若曰耻臣洪杨，洪杨固为盗贼，满清亦为夷狄，其祖孙所作之恶，胡岂盗贼可比也？杀我汉人不知千万！毁我文化百于赢秦，惜无真主驱除之，惟一洪杨盗贼敢与之抗也，曾某则盗贼之不若，甘附虏廷，为虏作怅，尚足言哉！而以文章理学文自文，膺圣贤之誉，此其伪妄，吾至耻而深恶也！若曰其功，则惟刻修【船山遗书】乎！彰贤人高文之光，然于船山先生民族思想，华夷之辨，视若无睹，漠然不动，尚有人心哉？ 又有人曰：曾公与洪杨之战，实华夏儒家信仰与西方泊来之天主教义之争，孰胜孰负，其在天理人心，近百多年来，对曾公之毁誉，皆由信仰之不同而起，后起者妄加贬谤，其有意乎？ 余曰：吾为华夷，亦为信仰，以华夷论，曾为助虐之汉宄，杀汉人百万，延虏朝数十年：以信仰言，曾为儒家之败类，悖春秋大义，违仁义之道，而杀气蔓及百年。 余与友山泉曰：此辈皆只知有文化，不知有民族，或忽略民族，只把曾与洪杨定义为儒家天主教之争，而完全无视，洪杨以汉人反清之义。曾氏不过助一垂亡之虏。即以文化信仰，洪杨非真天主，杂蹂各教义，利用反清耳，西人不承认。曾亦非真儒家，真儒非不辨华夷，助虏为伥，戕人命如草营，攻城杀人盈城，滥杀无辜者。而称曾卫道，灭夷教，以屠杀卫道哉？害道耳！洪杨灭后，洋教愈兴。儒家日以陵替，曾屠杀之举，适足黑儒。 余言及此，叹曰：始为汉人起兵反清，终为洪杨与曾胡之争，汉人自相残杀，死者不知几千万！而满清坐延数十年之祚。洪杨不过如李自成之流寇，揭旗反清，不足以合天下人心，而胜则易骄，满清未灭，而先自腐败、内讧，骤起而忽亡。曾胡不过如刘秉忠、洪承畴功名之士，不问所忠之君，为之效鹰犬之力，忍于戮民，残同类，虽成可耻。以此兵戮民杀汉，何不用以覆清抗洋？当曾之灭洪杨，势甚重，有人劝曾称帝反清，则惮而不为。
附批曾国藩： 国学之热，多有粉曾国藩者，称曾为大儒，然观曾之带兵，岂有丝毫儒将之风？杀降不仁，同白起、项羽之残暴，虐俘不道，比商鞅、李斯之刻毒，兼法家之酷吏，兵家之屠夫也。其上书咸丰曰：『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誓当尽除湖南大小会匪，涤瑕去秽，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至于教匪、盗匪，与会匪事一律。』 其果于杀人而无所顾也如此，此岂儒者之言乎？彼此各为其主，似亦无可深责，然彼又于奏折曰：『三者之外（所谓教匪、盗匪、会匪），又有平日之痞匪与近期新出之游匪。』何谓游匪？曾曰：『逃勇，奔窜而返无资可归者也』。对此无钱回家之『游匪』，曾处理之法为一经拿获，『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无钱回家亦为罪过！且不止于此也，于『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因贫穷不能娶妻，亦要加倍严惩，滥杀无辜如此，虽白起不过也！此岂儒者乎？与儒家仁义之道相悖也。 咸丰八年三月，湘军攻破九江城，因愤城久围，见贼则杀。曾国藩闻讯，欢喜若狂，与弟曾国荃书曰：『接手书，知九江克复，喜慰无量。屠戮净尽，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九江克复，闻抚州亦已收复，建昌想日内可复，吉贼无路可走，收功当在秋间，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无碍，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虽迟亦无后患。愿弟忍耐谨慎，勉卒此功，至要至要。』『九江克复，林逆与各剧贼无一漏网，积年公愤，如鲠斯吐。』呜呼！以多杀为快！赶尽杀绝，恻隐之心尽亡矣。 而对待俘虏，曾国藩【陆军克复兴国大冶水师蕲州获胜折】令曰：『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因其掳掠奸淫，肆毒已久，仅予枭示，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迟，以泄居民之愤。』『破刘玱林，降者四千余，疑其内应，尽杀之。』此曾之残忍变态也。 洪秀全已死，尚焚其尸以泄恨，无怪京民号曾国藩为西山十戾之蟒也，见人则嗜，南京百姓亦称曾为曾剃头，其为民所憎恨，昭然可见矣。以理学文章为饰，得誉士林耳，而人心公道自在也。以此为大儒，何辱儒家也！荀子曰：『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其曾国藩之谓乎！口言仁义，而杀人如麻，屠城杀降。 把曾推为大儒，真是儒家的耻辱，儒家清理门户，曾为其一，儒家不能有这样杀人恶魔，曾读孔孟之书，自习仁义之道，仁者爱人，何杀人如麻，滥杀无辜，与之相悖，曾的内心真的信仰儒家吗？ 曾国藩能作为大儒推崇吗？现在国学热，有不少人推崇曾国藩，称曾为大儒，且冠以圣人之号。一些儒生推崇曾国藩，把曾国藩与洪杨之战，简单地定义为儒家与耶教之战，曾国藩是保卫了中国文化，儒家道统。不要说大儒，看看曾国藩的所作所为，合乎儒家吗？定义儒家，不能只看他的所言，他的标榜，更重要的是看他的行为。曾国藩的行为，多与儒家之道相悖。儒家讲仁义，而曾国藩攻太平天国，屠城无数，杀人如麻，滥杀无辜，殃及平民，杀降虐俘，动用很多酷刑，何其不仁。儒家讲华夷之辨，曾国藩不辨华夷，为胡朝卖命，扶垂亡之满清，而残酷杀戮反清的同胞，何其不义。不仁不义，尚为儒家乎？仁是核心，仁都失了，文章虽多儒家之言，亦不配称儒。要称儒，那是伪儒，儒家败类，王船山就痛斥那些为夷狄服务的儒为败类之儒，称曾国藩为儒家败类不为过。说曾国藩卫道，卫道不是用屠杀卫的，沾满无数献血，只让人觉得这个道太可憎了，杀太平军亦已矣，而又枉杀多少不信耶教的平民，此为卫道乎？多杀以立奸威耳！不要看他标榜儒家就肯定他，儒家要正名，就必须批判曾国藩！曾国藩标榜儒家，却做了很多违反儒家的事，给儒家抹黑，以为儒家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与人民为敌的人，后来儒家名声愈臭，亦曾国藩之咎也，尚许曾国藩为大儒乎？法家也罢了，偏偏曾国藩还标榜儒家，标榜圣人之道，却做着比法家还残忍的事，这是最可恨可耻的。冉求为季氏敛财，孔子曰：『非吾徒也，鸣鼓而攻之！』况曾氏之血腥屠杀滥杀乎？孟子对那些杀人盈城者说：『善战者服上刑。』曾国藩屠了多少城，攻入天京，死者不下五十万，非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乎？曾氏之所为，皆孔孟之所弃，为儒者，而何崇之？ 天京屠杀，惨矣！湘军攻入天京，见人则杀，见屋则烧，见财物与女子则抢，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使江水不流。据曾国藩记载，湘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为南京历代最惨之屠杀。屠城、焚城后，南京至连一完整之树皆不可见，血腥残酷至极。屠杀之多，虽后来使用机枪、大炮、炸药之军亦不过也。谭嗣同在于湘军攻陷天京后约三年，尝至金陵，记录曰：『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指太平军，按清方称谓）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岂有如此杀人恶魔的大儒？儒者讲仁义，则尤当恶此不仁之事，岂可崇此不仁之人？ 至于屠杀原因，曾国藩【致李元度书】曰：『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肆意杀戮无忌，此曾氏之可怕也，真乃魔鬼！呜呼！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天国虽灭，而清朝气数亦将尽矣，反清不止也。曾氏杀人无数，居然善终，子孙亦昌，然万世骂名，终不能免也。 余批曾国藩、胡林翼，或问余：扬鸿兄所言，无非是说曾胡等人对内残酷镇压同胞，以维护满清异族统治，对外则妥协列强，屈膝求饶，实在是汉奸、民贼。但近代历史不同与古代，各种矛盾极为复杂，当此之时，我想请问：若是扬鸿兄你处在曾胡等人的位置，改如何做？结果会如何？ 余曰：我若处曾胡之位，联合天下豪杰士大夫反清，光复汉家，建立新朝。对洪杨如光武帝招抚铜马赤眉贼为己用。不能招抚，如朱洪武荡平陈友谅，杀其主，不屠其民，抚其余部，拔其勇将、贤将。如隋明复汉统，中国就少走很多弯路，没有民国军阀混战，没有国共之争，没有五四文化大革命。 曰：宏愿可嘉，然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恐成先烈矣！ 余曰：尽己之力也，成不成，天也，为光复之业，又何计个人安危生死！苦清久矣，何能待哉！文天祥、陆秀夫抗元失败，郑成功、李定国抗清失败，仍是民族英雄。刘福通反元失败，亦好于曾胡愚忠满清。 所谓中兴四臣曾胡左李，除左宗棠平回，复新疆，对中国有功外，其余三臣何功！对满清有功，而大罪于民，逆于华夏。 谭嗣同曰：『自屠割其民，而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 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满清是有大功，延续他数十年之命，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是有大罪，继续受满清的腐朽黑暗统治，屠杀无数平民，杀机一动，近百年战乱，到四九年才统一，七十年后才稳定。 有人说洪杨是邪教，曾国藩除邪卫道，义也，洪杨且不论其非，即使洪杨是邪教，也不该为满清讨之，给满清当鹰犬。光武帝起兵，帮王莽镇压绿林赤眉贼吗？先灭王莽，再灭招绿林赤眉，朱洪武荡平陈友谅、张士诚等雄，是帮蒙元荡平吗？吾自荡平之。 耻臣洪杨，就死忠满清？ 反清自立，与洪杨，满清皆不同，不可乎？就算使洪杨是邪教，当时是汉族政权，平洪杨已矣，何滥杀其治下无辜平民？消灭邪教，诛其首恶，悍党可也，又何至于赶尽杀绝，俘虏皆酷刑虐待，投降了也杀？以卫道为曾国藩辩护，何抬高曾国藩也？曾国藩自违仁义之道，尚可言卫道乎？ 天国灭，王闿运劝曾国藩反清自立，或惜曾不从，使曾从之，亦如吴三桂耳！始也引满清灭闯，助满清灭南明，为汉奸矣，为满清走狗矣，后虽以复汉之名反清，而理不直，清人骂吴不忠，义不足，明之遗民亦不信吴之诚心，鄙其人格而不应，终败亡，汉奸之污难洗。失之于始也，非失之于终也。曾之反清，当其始，而不当在平洪杨之后。 即以朱洪武之雄才大略，若助蒙元镇压反元群雄，有汉奸之污，而后攻元，且不保其终，况曾国藩之区区！ 与洪杨相争十余年，力已疲，亦难有余力灭清。 | 
[複製鏈接]
已绑定手机
已实名认证
樓主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