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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战争中中国（满清）惨败给日本之后，『救亡图存』、拯救中国就迅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诉求、主流观念。这种诉求和观念，可以统称为『救国论』。 正是在救国论的压力下，甚至可以说是救国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变。从短命的戊戌变法，到流于表层的辛亥革命；从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再到受俄国影响而引入马克思主义、组建共产党；从大跃进、农村合作社、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最终，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崛起，实现了『硬实力』的崛起，从昔日被列强凌辱的对象，变成今天世界『唯二』的新『列强』。
救亡图存催生的西化浪潮
毫无疑问，救国论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怀，也是中国成功实现从昔日之列弱到今日之列强蜕变的基本动力。这种精神和情怀怎么去赞扬，怎么去讴歌都不过分。秉持这种救国、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也当然是伟大的，他们伟大的人格和事迹理应载入青史，世代传扬。 但是，在中国已经成功崛起的今天，回顾和总结中国近现代史的成败得失，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救国论中存在巨大的缺陷，其中还包含着『辱国论』，甚至『灭国论』，是救国与辱国和灭国并存，在经济军事硬实力上救国，但却在文化上辱国、灭国。 也就是说，甲午以来，尤其是辛亥以来，导致中国发生巨变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从国民党领导的到共产党领导的，实际上具备两面性，在经济、军事上的救国性和文化上的灭国性。我们必须能够识别这种两面性，意识到这种两面性的存在，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才能正确认知和理解当下之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全面的、整体的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真复兴。 救国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把中国整体上当成一个他者，而且是一个虚弱的、落后的，甚至行将死亡的他者，而拯救中国的革命者则是中国之外的另一方，他们是非中国的，也是进步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是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而拯救中国者则是家境殷实的慈善家。 事实上，如果真正理解整部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抵御外敌入侵，保家卫国，并非近代中国的新生事物，而是在黄帝之后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成为中国自身，成为文化自身的核心要素。但是这种抵御外敌、保家卫国的传统应该称之为『卫国论』，与甲午之后出现的『救国论』有本质不同。 中国中就包含着卫国论，中国文化中就包含着卫国论，同时，卫国论也是。家国情怀、保家卫国精神，是中国人的核心精神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内核之一。在卫国论中，中国不是卫国者的他者。 黄帝战蚩尤是在保卫中国，周穆王和管仲齐桓公伐犬戎是保卫中国，卫青霍去病追击匈奴是保卫中国，岳飞杨家将抗击北辽是保卫中国，林则徐虎门销烟，以及由此引发的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甚至包括义和团是保卫中国。当然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更是在保卫中国。 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甚至与其他任何文明也不同，其存在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是鹤立鸡群。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也一个文明。而作为一个文明，中国文明是人类史唯一一个自产生起就一直保持连续存在的文明。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从易经出现的伏羲画卦时代，一直到当下已经成功实现工业化、经济化的当下时代，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一直存在，支撑着中国的存在和中国历史的延续。变化的只是外在的技术水平和具体的社会治理方式。 事实上，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已经对中国文明的存在状态做过深刻总结。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损益』，就中国文明在历史存在中的变化因素，包括社会治理方式、技术水平等；『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则是中国文明在历史存在中的不变因素、永恒因素，就是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以及基于此精神内核的制度内核。 因此，完整的中国，真正的中国是一定要包含中国历史的，一定要包含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和制度内核的。时代可以变迁、朝代可以迭代、生产方式可以变革、具体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可以变化，但是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和制度内核则是永恒的。 有意识地保卫中国文明的内核，包括精神内核和制度内核，就是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之一。唯有中国文明形成独立的『文明格』、『文化格』，而且这种独立的『文明格』和『文化格』又与独立的『人格』密切相关，是人格的自然延伸，甚至合二为一，文明格就是人格。 既然中国的文明格、文化格又与人格二合为一，也就意味着唯有中国文明存在独立的人格。人是什么？就是心性，就是义理。独立的人格就是独立的『心性格』、『义理格』，人是独立的心性人、义理人。 所谓独立的文明格、独立人格，就是不仅文明内核、人格内核是存在的，而是明确意识到其独立存在，而且有意识地去保障、捍卫其独立的存在和自由的发挥。如果有外部力量去破坏自己的文明格独立和文明格自由，去破坏自己的人格独立和人格自由，那么所有的具备人格独立和文明格独立的中国人，都会起身抗击，这就是『卫国论』的要义所在。 从『国』的甲骨文本义来看，所指代的正是中国文明的存在状态，包含着中国文明格，即中国文明内核。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和制度内核是什么？精神内核就是仁义、义理、道义，而制度内核则是基于仁义、道义的原始契约制度。甲骨文『国』的字形就是表达这种契约制度。
仁义道义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和书契是最早的两种契约形态，先有结绳，后有书契。这两种契约形态的机制基本相同，典型的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则是刻有契齿文的小木片。『上古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尧舜之前的三皇五帝时代，中国尚无政府，但是却存在和平有序的社会秩序，通过契约而实现，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契约社会。 从甲骨文看，『国』、『域』、『或』三者同字，其字形含义为，使用结绳的这种契约形态的区域。具体考释过程这里从略。也就是说，甲骨文『国』字形所描述的就是契约社会，所侧重的就是精神和制度，即中国文明的内核。 因此，在中国历史中，『国』所指代的就是中国文明，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所谓的主权国家。现代国家的概念，是近现代的西欧人所捣鼓出来的概念，是基于利益的，基于民族、种族的，所维护的是某个或某几个民族的狭隘利益，而缺乏中国之『国』所包含文明内核和人格内涵。 然而，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在日本的影响下，开始系统性地接受西方文化，其中就包括国家的概念，把现代西方主权国家的概念当成国家的标准。其本来所存在的独立的文明格、人格内涵，被无情、无知地抛弃；其本来所存在的与中国历史的紧密联系，也被无情、无知地切断。 一旦，其中的文明内涵、人格内涵被抛弃，其与历史的联系被切断，将『中国』硬生生地阉割成一个现代西方式的主权国家，那么国家便成为没有文明、没有历史、没有人格利益集团，只讲赤裸裸的利益，而抵制任何的仁义、道义，抵制任何的心性、义理。 更有甚者，辛亥以来，在日本的影响下，中国兴起一股彻底否定中国历史和文明，主张全盘西化的风气，其高潮就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中所包含的文明和历史内涵，就不仅仅是抛弃和切断的问题，而是彻底否定，甚至恶毒地攻击。譬如，鲁迅说中国历史就是『吃人』史，将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原因说成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说什么『落后就要挨打』。 从文明内涵和历史联系上来说，即从『中国』一词的核心内涵上说，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确死亡了，但是，中国人都是文明上、历史上的亡国奴。但是，导致中国灭亡的，并非西方列强，恰恰是打着『救国』旗号的革命家们。 历史地看，自黄帝以来，中国周期性地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些冲击都是伴随着武力入侵，因此，周期性抵御外来的武力入侵和文化入侵，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的存在方式。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不过是5000千年来中国历史的正常延续，不过是众多历史循环中的新的一次，众多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中的其中一次，仅此而已。 如果真正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就会对其延续和存在拥有绝对信心，作为一个文明，中国不可能被任何外来侵略所消灭，套用毛主席一句话就是：任何外来侵略都是纸老虎。 因此，甲午之后所出现的『亡国论』，以及与之相伴的『救国论』，都是伪命题，都是杞人忧天的浅薄无知之论。中国的确遭遇了严重的外来入侵，的确遇到很大的麻烦，但是绝不存在亡国的问题，绝不存在拯救中国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抵御外来侵略的问题。 即只存在『卫国论』，不存在『救国论』，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在黄帝以来的『卫国论』中，中国的核心内涵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保卫中国就是保卫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但是，甲午以来受西方刺激和影响所出现的『救国论』中，中国并不包括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是导致中国即将亡国的根源。 既然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被当成中国亡国的根源，那么打倒中国文化、割裂中国历史，就成为『救国论』的革命任务之一。既然中国文化是沦落的，需要被打倒，那么也只有西方文化能够拯救中国了，因此，『救国论』必然地包含着文化上的西化，即必然地包含着文化上的『辱国论』、『灭国论』。 也可以说，『救国论』是甲午之后所开发出的一剂西药，目的是治疗中国面对西方入侵时的连续惨败症。药效的确很明显，但是却有严重的副作用。救国论在拯救主权上的中国的同时，却在杀死文化和历史上的中国。 但是，以往我们只看到『救国论』的正面疗效，而忽视其严重的副作用。当中国成功实现经济和军事崛起时，救国论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愈发明显、愈发严重。 重建文化自信，实现中国的真复兴，核心任务就是消除救国论的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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