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

——2021-7-15 在山西书院联盟群的演讲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个问题，由于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而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共鸣和反响。

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对立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水火不相容。二是并存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三是融合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包括双向建构的两个方面：其一，儒学经过自我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态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二，马克思主义吸取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我坚持融合说，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问题。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我有幸参加这次盛会，亲耳聆听总书记讲话，身临其境，更加感受到，只有祖国强大起来，中华文化才能更快更广泛地走向世界，中国人才能在世界上享有更多的话语权。

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一系列阐述，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指导方针。

围绕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鼎足而立的新格局下，中华文化的历史走势和发展方向，我讲以下五个要点：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历史脉络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经历过两次根本性的大变革。第一次，从公元前770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为止。在这500多年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墨、道、法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第二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在这100多年中，出现了『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激烈碰撞、交锋和交融的局面。如果说，第一次大转变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原因所致，那么，第二次大转变则主要是由于外敌的入侵所致。外敌入侵使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迫使先进的中国人重新思考民族的命运，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这是一次『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在这次大变革中，以下三种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所奉行的改良主义。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所奉行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也是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在他之前，还有洪秀全、康有为、严复等。他们所做的种种探索和努力都失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照搬西方的迷梦。

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它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人们要问，在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为什么唯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或者说，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呢，还是历史的必然？

概况地说，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一是在探索中反复比较的结果；二是中国的革命事业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三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这第三条，是文化背景，是更深层，更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原因。

为什么说儒学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呢？

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在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与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启蒙运动又深受16、17世纪『东学西渐』 的影响。最早注意到19世纪欧洲哲学背景中的中国因素并把它跟马克思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先生。他十分明确地写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李约瑟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以后，与儒学相融合是势所必然。这一过程虽然有曲折，有起伏，有波澜，甚至有惊涛骇浪，但是，它总是向着交流、融合的方向前进，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主线。

原因之二，儒学具有包容性的显著特征，在对待不同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其文化的脉络和核心价值绵延不绝，一直传承下来，并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中，不断地吸收、借鉴其中的积极成分，重新融合出新的面貌。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无不显现出这样的特征。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转变，也开始了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儒学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现代新儒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也包括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原因之三，儒学具有无神论倾向，在信仰问题上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夏代和商代流行『天命论』，西周初期，人们对『天』的信仰开始发生变化，提出了『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是中华文化由迷信鬼神向轻鬼神、重人事转变的有力佐证。孔子对鬼神采取怀疑态度，把『天』看作一个有生命的、创生万物的大自然。

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周易】提出『神道设教』，都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神灵崇拜的传统，借助丧礼和祭礼这些形式，引导民众接受儒家的伦理和行为规范，弘扬孝道和仁爱精神，以达到『民德归厚』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儒学的无神论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立足点。

原因之四，儒学以崇尚和谐为价值追求，在社会理想上主张建立『大同社会』。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就是和谐社会，它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后世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以此为奋斗目标。

大量事实证明，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儒学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契合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借用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概念，指明了『人类进步的远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开辟了道路。

原因之五，儒学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在治国理政上坚持『以民为本』。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治国思想。几千年来，先哲们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非常精深和富于哲理：盘庚提出『重民』，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殷商的中兴。周公提出『慎德保民』，制礼作乐，实现了西周初年的天下大治。孔子主张『爱民』，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对后世影响极为重大而深远。【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先贤都看到并强调了民众的力量。

我们党关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继承中国古代重民、保民、爱民、利民、惠民，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民本思想精华基础上提出的。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汲取了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关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精华。

原因之六，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同时就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革命家身上，都具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精神、革命作风与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集于一身的特点。

毛泽东既是坚定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博览古籍、精通经史子集、善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领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修养理论进行批判地继承、转换、提升和超越的典范之作。

在中国共产党内，荟萃了一批自幼饱读四书五经、后来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李达、范文澜、艾思奇、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等。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思路』，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继续前行的现实道路。

我们说孔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契合点，并不是说二者是同一个思想体系。而是说，二者在许多方面是融通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对儒学精华进行借鉴、吸收、转换、提升和融合的。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奋斗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证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正确选择。融合的过程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过程；融合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融合的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以及后世儒学中朴素唯物论、辩证法因素）有哪些契合点呢？

（1）关于尊重人、爱护人的思想。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也就是爱人。包括尊重人的生命，同情民众疾苦，倡导与人为善，主张人际和谐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是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核心理念和宗旨。

（2）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把礼作为治世的手段，把和作为治世的目的，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青年毛泽东对大同社会情有独钟，新中国成立前，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赋予『大同』全新的含义。

（3）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儒学中的『气学』主张世界统一于气（物质）；【周易】认为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偕行，革故鼎新；【大学】强调格物致知，王夫之提出行先知后，知行统一。这些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元素，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契合的。

（4）关于民为邦本的思想。儒学强调以民为本，执政者要为政以德，博施济众，与民同享同乐。这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思想、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是契合的。

（5）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孔子主张天下一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晚年作【春秋】，为的是国家统一大业。毛泽东为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

（6）关于重视教育的思想。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富而后教的重要观点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目标，终身诲人不倦。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孔子教育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1964年，他在春节座谈会上强调孔夫子的教育传统不要丢。

（7）关于修身立德、心怀天下的思想。孔子认为修身立德是做人的根本。他培养人的目标，是做一个品德高尚、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共产党员要有远大理想、坚强党性、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

（8）关于见义勇为、坚忍不拔的思想。孔子把仁、智、勇三者兼备视为君子的完美品德，身处乱世，坚信仁爱之道，百折不挠，奔走呼号，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毛泽东更是一位信仰坚定，具有大爱大智大勇的革命者和战略家。

（9）关于热爱学习、追求真理的思想。孔子认为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学习是为了求道。『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他追求真理的写照。毛泽东酷爱读书，当他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后，终身为之奋斗，从不动摇。

（10）关于注重实际、知行统一的思想。经世致用是孔子学说的精髓和要义。他的一生，既注重从古代典籍中学习，又注重从实际生活中学习，尤其注重言行一致，所学必须与所行相符合。毛泽东称赞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他的代表作【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与儒学强调知行统一思想的契合点。

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的契合点是很多的，这里仅是举其大略而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的过程。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蕴含的儒学精华，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在发展战略上，体现为和谐社会的构想与小康社会的目标。孔子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渊源；『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被邓小平古为今用，规划党和国家现阶段发展目标。党中央在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又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2）在思想路线上，体现为与时俱进的观念。【周易】说：『终日亁乾，与时偕行。』告诫人们在观念和行动上要与时代一起进步。党的十六大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党的十九大强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3）在时代特征上，体现为改革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儒家关于革故鼎新、日新之谓盛德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也滋养了当今时代新的精神风貌，中国人民正以改革创新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锐意进取，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在执政理念上，体现为以人为本的思想。孔子学说探讨现实世界中人的品德修养，人的尊严和价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成为中国哲学的中心，为人文主义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供了文化氛围和土壤。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新的辉煌。

（5）在治国方略上，体现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孔子认为『政』『刑』和『德』『礼』都是治国手段，两者比较，『德』 『礼』更为优越。荀子提出『隆礼重法』、礼法并用的主张。法治和德治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6）在干部选任上，体现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孔子主张『举贤才』，知人善任，匡正用人风气，实现政治清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7）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党在百年来的奋斗中把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风貌。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8）在道德建设上，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我们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基本遵循。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9）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尚书】说：『正德，利用， 厚生，惟和』，厚生就是经世济民，使民众的生活富足，充裕。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看作比仁道更高的圣德。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思潮提倡"厚生利用"之学，体现了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到了近代，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思想，把民生问题上升到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的『民生观』和政策措施，继承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文化传统。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10）在对外关系上，体现为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远古时期，尧舜禹在处理族群与族群的关系上，实行了协和万邦的政策。这一理念对处理国与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培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习近平同志在外交理念上，强调坚持义利合一的价值观，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价值指导。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除儒家学说以外，还包括先秦时期的墨、道、法、兵等各家学术、以及后来形成的佛家、道家学术中的精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摒弃门户之见，倡导兼容并包，吸取百家优长，汇集八方精义，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努力。

（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重点领域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从哲学层面看，主要包括：（1）哲学世界观上的融合；（2）社会历史观上的融合：（3）人生价值观上的融合。哲学世界观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社会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则是它的两个侧面。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体现在哲学世界观上，主要是围绕人与世界的关系展开的。例如：天人合一、矛盾辩证、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知行统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等关键词，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究天人之际、探寻宇宙万物之道的精神，又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息息相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观察人类和中国人民命运，解决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认识工具。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主要是围绕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例如：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大同社会、公平正义、选贤任能、隆礼重法、尊师重教、天下一统、协和万邦等关键词，是传统社会中儒者推行仁道的着力点，在当今时代依然熠熠生辉，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增添新的光彩。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上，主要是围绕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生意义展开的。例如：心怀天下、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人为善、明礼知耻、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笃信好学等关键词，充分展示了儒学以伦理道德观念为特征的人文主义色彩，在人生目标、人生道路、人生价值等问题上，追求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把修身立德视为做人的根本。这就为着眼于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崇高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最为适宜的条件。

（五）马克思主义引发的中华文明深刻变革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

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政治领域中影响最为重大、最为深远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方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凝魂聚气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课题。在党中央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广泛深入讨论，党的十八大集中民智，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成为激励全体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不懈奋斗的巨大精神动力。

三是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正在形成。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振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张岱年先生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同时汲取西方在文化上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中国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可以预见，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必将伴随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在我们面前。

四是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对外开放走出去、包括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实，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大幅度跃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随之而显著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正确义利观』的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概念，已被联合国相关文件采纳，将对人类进步发展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与互利合作的历史新篇。孔子学院成为覆盖面最广、包容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全球语言文化共同体之一。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也逐年增多。

这些深刻变革，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巨大效应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