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泰:中医—把人当人的生命医学(下)

黄开泰:中医—把人当人的生命医学(下)

九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具有很大的生命安全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存在的标志，也是中医复兴的根本所在。没有进过中医药大学的校门，理解了经典理论，掌握了理、法、方、药、护的辨证论治，具有了『辨症求机』、『随证治之』的逻辑思维，就是一个合格的中医。不要以为，正规的中医教育是学院教育，非学校毕业的就不能从事中医临床。

回顾历史，跟师学徒的教育才能算是真正的中医正规教育。在中医院校成立之前的数千年，历朝历代名医辈出，哪个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学校作为大量培养中医的方式是可取的，但这不一定就是高质量中医人才的摇篮。六七十年过去，中医院校里走出了几个能够和没有学院教育之前的医家比肩的中医，京城四大名医不是学校走出来的，蒲辅周、岳美中不是学校走出来的，就连中医学院成立之初教中医的老师，也不是从学校走出来的。

五十年代创建五大中医学院，师资基本来自自民间，主要是跟师学徒出生的。民间中医可以组建起中医教育的师资主体，为什么现在民间中医就没有行医资格，非要经过学院化的各种考试才够格呢？真中医复兴，希望在民间在草根，用西医那一套卡主民间中医的临床大门，用西化的继续教育来扼杀三因制宜的临床思维，中医复兴无望。

继续教育，来自西方医学，是形态医学对于临床医生提出的文化要求。为什么要继续教育？众所周知，形态属于物质肉体，而形态物质的认识随科研仪器、实验认识而深化，其理论总在不断更新，临床指南总不断修正，昨天的知识今天不适用了，或者错了，就需要学习今天的知识。继续教育可以促进医生知识更新，对纠正过去的理论错误很有帮助。中医需要这样的继续教育吗？根本不需要！中医理论是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理论，【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立学基础是活生生的人，在活生生的人形成理论，在活生生的人实践运用理论，其正确性和可靠性经过了数千年的生命检验，所以只要天不变、地不变、人不变，中医理论就永远具有实用性，就用不着更新。

幼儿园的娃娃总是犯错，要不断纠错，加以正确引导；成熟的老年人，有丰富的认识阅历和积淀，错误少得多。医学及其文化也是如此，幼稚的文化、幼稚的医学，总会犯错，成熟的文化，成熟的医学就比较正确。西方文化和西医学，日新月异，一天以个样，就像成长中的娃娃，中国文化和中医学，数千年来没有多大变化，就像睿智的老人。

约二十年前，我曾经参加网上开办的继续教育，什么内容呢？实验分析中药的毒副作用，这样有毒，那样有毒，没有中药的七情配伍关系，没有『方证对应』逻辑，更脱离了三因制宜的实事求是。这样的继续教育，增加了心理压力，原本用了数十年的药，很多不敢用了。这样的继续教育，等于设置了中医临床的文化障碍，给中医挖了一个难以跨越的文化陷阱。如今很多人就是以实验得出的毒性作为证据，给中医打官司，要索赔，弄得中药企业胆战心惊，弄得中医临床缩手缩脚，孕妇的病、发烧的病，腹泻的病，甚至女性月经期间的病，都不敢看了。

科学认识之毒，是物质化、分子化、单一化的毒，是机械还原产生的毒，是与生命相分离、与中药配伍不一样的毒，和中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临床规范大相径庭，和中药以证候病机为目标，根据寒热虚实的标本缓急、主次多少，对应性地进行君臣佐使的方药配伍大相径庭。如此这般的继续教育，对中医有害无益。

在中医，经典理论无可替代，辨证论治无可替代，继续教育违背经典理论的逻辑规范，不讲『方证对应』的实事求是，就不是中医的继续教育。中医需不需要继续教育呢？需要，但中医的继续教育是自我学习的过程。

  （至学自学，至知自知，至觉自觉，至信自信）

自我学习是以自我所在的地域环境、人群特征、疾病规律为实际对象，通过不断温习经典理论，博采众方，学习医案，总结临床，来提高辨证论治的临床水平，而不是用脱离临床实际，脱离时空环境联系的实验实证的桎梏来制造文化障碍，破坏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阻碍有是『证』用是方的论治法则。实验实证的中医研究，实质上是西医研究，发现的分子成分，即不是四气五味的临床发展，也不是君臣佐使配伍的学术进步，不符合『方证对应』的临床实践，其学术价值远不如过去的医案、医话。金元四大家、清代叶薛吴王，名医类案，景岳全书等等，根据临床实际去学习，远比西化的继续教育强得多。

中医的复兴关键在中医的传承，中医的传承关键在中医之师的确立，中医之师的确立关键在辨证论治。继续教育可以为师，但不是西化内容，而是辨证论治的临床指导，是经典理论的不断学习，是各家学说的积累。

这几年出版的中医书籍不在少数，研究【黄帝内经】、【伤寒论】的著作琳琅满目，这样验方那样经验，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医的复兴，相反，说明了中医的无奈，文化障碍太多，大家只能纸上谈兵，各抒己见。头头是道地空谈理论，不知道如何将中医理论与临床实际相结合，不懂得如何辨证论治，既不知病性之辨、病位之辨、病邪之辨，分不清病机的标本缓急，辨不了病种的『合病』、『并病』，更不用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的病势之辨了，如此下去，中医如何不亡？

十

用西方文化的实验实证方法来现代化中医，很是荒唐。实验实证的客观基础是物质形态，中医学的客观基础是活生生的人；西医用统一标准规范临床，中医用三因制宜实事求是要求临床；西医是有是病就吃是药，一辈子不变，中医是有是『证』用是方，『证』变方亦变。   

(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真情（精诚）不变，真法（处方）常变，变以适情（证））

中医的治疗目标是『证』，证的本质是病机，也就是【黄帝内经·素问】说的『治病必求于本』的本。『证』没有了病机之本，成为一个文字空壳，便从中医概念降格为文字，随便怎么解读——症状、病理、外候等等都有道理，相对于否定了中医理论。中医『现代化』们很聪明，通过否定证的病机本质，在证的文字里面塞进病理作本质，用仪器指标、实验规范的东西，对应中药的药理，取代三因制宜的辨证论治。这样一来，中医内涵消失了，中医本质否定了，经典理论边缘化，就连人也不是人了，是病灶是指标、是细菌病毒。

中医治疗目标是证候病机，简称『证』。『证』只存在于活生生的人，天人相应，自然完整，死人没有『证』，实验标本没有『证』，显微镜下没有『证』，细菌病毒不是『证』。『证』作为中医临床论治目标，具有与就诊病人所在时空的生命之应的关联性，其五藏气血阴阳异常的病机结论，不仅是当下这个病人的疾病本质，还体现了中医尊重人、尊重自然的人文精神。离开活生生的人，离开天文、地理、人事的因应联系，绝不可能获得『证』本质。

有人通过研究，将性腺——脑垂体轴作为肾阳虚本质，在文化上很可笑。性腺是不是本质，脑垂体是不是本质？是本质，是形态物质的本质。肾阳虚是不是本质，不是本质的话，怎么指导了中医临床数千年，而且还行之有效？是本质，再用性腺、脑垂体去研究不多余吗？数千年的肾阳虚，非要性腺、脑垂体，画蛇添脚不说，还会对中医文化、中医临床的思维造成极大混乱。

生命不能实证，不能物质化分析，每个生命既有他的个体特殊性，又有普遍一般的共性，医学以生命的体验为立学基础，不断地从个别走向一般，从一般回到个别，形成与生命客观像一致的医学文化，才能发展出人性化的临床医学。『医学是一项最古老的社会活动，也是最古老的一门学科，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建立之前，医学就已经存在了。』生命体验无须科学，无须仪器，有生命存在就有生命体验存在，有生命体验存在就可以发明医学。人在医疗问题上，最早和鹦鹉、大象、猴子等动物一样，有了病痛就找寻药物，不同的是人类有文化，能够经过『神农尝百草』的生命体验，发展出系统化的医学理论，发展出规范化的临床医疗模式。中医学的起源，我们习惯地用现有的科技方法、西化观念去分析，却不从自然客观的生命体验去理解。

中医起源的认识，追根溯源起源于生命体验，形成于中国文化之后。比较流行的说法，有『医源于巫说』和『医源于圣人说』。『医源于圣人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圣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数千年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运用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逐步发展起来，到了东汉时期，张仲景创立辨证论治之后，中医学才得到完善。

何为圣人？品格高尚、十分聪明、热爱生命的人。理论需要客观的积累，但仅仅客观积累没有意义，需要有人将积累的客观资料，进行逻辑化地加工，从客观之中形成本质化的认识。就人的聪明才智分析，构建文化理论的任务，不是人人都能够承担和完成的，中医理论同样如此，没有圣人的深入思考、总结提高是不可能的。

『医源于巫说』比较片面，其根据是医的古字——『毉』。结合动物的医疗行为，『巫』比药物治疗要晚得多，不能因为古汉语中的『毉』有个『巫』，就认为中医起源于『巫』。如此，根据『醫』字，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医起源于酒呢？包括巫、酒在远古时期，都属于医疗行为。

巫（神）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中十分重要的一叶，中国文化同样经历过，可集中医理论大成的【黄帝内经】，在生命健康和疾病治疗的问题上，却鲜明地反对『鬼神』，也找不到类似于巫医的医疗方法。有人会问，祝由是不是巫医在中医的体现呢？不是。

祝由，见【素问·移精变气论】：『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王冰：『移为移易，变为改变，皆使邪不伤正，精神复强而内守也。』祝由通过良性的情感诱导达到治疗目的，但若病人心思沉重，得失计较太多，又违背自然生命规律，『祝由不能已也』。祝由和巫医是有区别的，在上古的『恬憺之世』、淳朴天真之人能够发挥医疗作用，和那种不加区别，任何病都烧纸画符、咒语驱邪的巫医有本质区别。

有人将西方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文化、哲学文化和科学文化。按照这样的划分，哲学文化是在神学文化之后出现的，科学文化则是哲学文化之后的产物。『巫医』可以划归在神学文化，但如果考察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作【易经】，学习中国的主流文化-儒、释、道，我们就能发现，中国文化主要是生存关系的文化，绝大多数都围绕着活生生的人，思考人的本性问题、关系问题和生存问题，文化意识、理论内涵、价值观念都具有以人为本的内核，体现了人文精神，没有西方神学文化所说的神。上帝、神灵、巫在中医经典理论【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中是不存在的。

就其理论特征来分析，【黄帝内经】以多维联系的活生生的人为客观，结合天文、地理、人事，根据生命体验，从个别到一般，从经验到理性，没有主观臆想的成分，更没有像显微镜逻辑那样的主观统一性。【伤寒论】则是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博采众方，并平脉辨证』之后形成的，突出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实事求是精神。就经典理论来看，中医学的形成，生命体验为客观，阴阳五行为工具，活生生的人为实际，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的生命检验，大浪淘沙，去伪存真，逐步发展形成的。

十一

从历史看，巫医是存在的，但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也不是中医学的起源。有没有鬼神，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另外的几重天地？这些问题太复杂、太深奥了，显微镜逻辑看不见、摸不着，可能超出了人类理性之知的能力。也许在原始本能之中，灵魂有某种自由，不受肉体限制，有对鬼神或另外几重天地的感应、感知能力。这样的感应、感知，在无知无识的婴幼儿状态可能存在，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随着年龄增长，人世间的知识增多，这种能力逐渐消失，也就再也感应不到、感知不到了。

【论语·宪进】：『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生生的人本身的问题就很烦杂了，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安顿不好，都不知道如何和自然相处，如何和他人相处，时常引起很多纠纷，巫、鬼魂的事怎么管得过来？再者，我们是活着的人，应该思考人的『活』的问题，活出人样，活得快乐，活得长久，『活』之外的问题，心思花得过多可能有害无益。

就有些人来说，鬼神、灵魂谈得太多，还徒增恐惧，夜路不敢走，黑屋不敢待，独处也都害怕了。【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都不谈，我们怎么那么热衷，谈灵魂、鬼神，还期望科学解释灵魂本质。现世的我们，联系天文、联系地理、联系人事，才活得下去，怎么样处理好这方方面面的多维联系，做到『和于阴阳，法于数术』，实现『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才是正事。

不可否认，在中医学理论形成体系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巫医』承担了相当的医疗任务，但『巫医』在生命体验形成了条理性的知识之后，就基本上退出了主流的医疗舞台。生命体验应该是从猿猴就开始了，『巫医』是在人类有了一定的理性或想象能力之后才出现的。运用生命体验的知识治疗疾病的方法，可能和『巫医』并存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因为并存，中华民族的先圣们，发现了生命体验的医疗价值，便把生命体验作为立学基础，从生命体验的客观事实之中，思考人与多维时空的动态联系，在自然完整性的客观基础上，研究健康与疾病的规律。

生命体验是自在的，没有主观干扰，没有文化介入，和生存环境存在多维联系，所以由此形成的医学理论，有天文，有地理，有人事，生长化收藏、病衰康复亡的生命规律既包含了生命的共性，又包含了生命的个性，具有跨时空的普适性。      

（真情所至，通天达地，通无化有，情通万物，至情至道，至道至天，至天至仁，至仁至义，至义至正，至正至一，天人一情，）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活生生的人不是孤立的，是多维联系的，以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体验为客观基础，根据多维联系的生命体验形成中医学，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尊重人的人文关怀就在其中了。

中医是人的医学，辨证论治是人性的医疗，有人别有用心，把中医和巫划等号，然后用所谓的科学来否定。【素问·宝命全形论】：『 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科学懂物质不懂生命，实验室丧失了『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的生命客观，它把人当成肉体物质，如庖丁解牛一样，把人分解的七零八落。由此形成的医学，没有把人当人，没有人文精神，因此是没有人性的。

医学理论的形成依赖于文化的发展。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生命医学，但中医学的萌芽，远远早于任何文字形式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人出现之前的猿猴那里去。根据生物学家对一些动物的行为的研究，发现许多动物都存在有意识的医疗行为，如大象、鹦鹉、猴子等等，它们都会去找寻一些矿物或泥土，来消除身体隐患，或解除毒素，或消除胀满。这样的行为，没有生命体验的知识，并将这样的知识以某种方式传承下去，是不可能存在的。

从猿到人的进化完成之后，人类智力空前发达，生命体验的知识更加丰富，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一代又一代的学习、传承下来，就从无意识发展为有意识，形成了一定的理性，就为中医学的萌发奠定了基础。原本的西医，也以生命体验为基础，可是从希波格拉底的四体液开始，就走上了以解剖为客观基础的文化道路，人就在文化中渐渐消失了。

认识中医文化、运用中医理论，离开活生生的人都不可能。以有无逻辑理性指导的实践为分界，认识中医文化的形成过程，个人认为，总体上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医学的萌发、发展和理论成熟阶段，从原始简单的生命体验的积累，到有意识的对症治疗，通过对症治疗的反观思维，不断积累，创造出了条理化的系统理论，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这一阶段完成的标志，就是【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之后，中医从对症治疗的蒙昧状态，走向了理论指导、逻辑清晰、目的明确的理性医疗。从药症对应的客观体验到黄帝内经，客观基础是同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是自然完整性的人，是多维联系的人，既没有用主观解剖客观，也没有用主观规定客观。【黄帝内经】是自然客观的生命规律的真实反映，正如南怀瑾所说，『中国的一部古书，【黄帝内经】，可称作是人类的生命学』。

第二阶段是中医完善的阶段，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辨证论治的创立为标志。第二阶段实质是中医临床模式的建立阶段，解决了如何运用【黄帝内经】的基本问题。『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保持了和【黄帝内经】同样的客观对象，使中医理论运用与临床，没有生命鸿沟，而且坚持了尊重活生生的人的文化立场，病机本质的分析、判断以临床病人的脉症为客观依据，使【黄帝内经】『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等理论原则，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联系起来。辨证论治搭建起了中医理论和临床客观的逻辑桥梁，是人文精神在中医学的具体体现。

十二

中医式微，要复兴，认识中医的立学基础，理解生命体验很重要。生命体验是原始的自然，是被动的无奈，但却是最自然客观的生命真实，实验方法、显微镜逻辑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人们都认为实验方法先进，显微镜逻辑严谨。就文化理论本身而言，也许是这样，但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无论什么文化理论，要落实到活生生的人才能产生医疗作用，如果理论的客观基础果和临床的医疗对象不是一回事，这样先进、这样的严谨，对人有什么意义？理论的基础是实验室里的标本，临床是活生生的人，标本和人相距十万八千里，临床如何跨越这样的生命鸿沟？

中医从医疗意识的萌发，到【黄帝内经】的形成，生命体验的过程极其漫长，可分为无意识和有意识两个时期。无意识时期的生命体验，是为了填饱肚子，吃了某种东西之后，身体出现某种反应的体验，天长日久，吃的东西和身体反应之间的形成联系，有了规律性的认识之后，就有了自觉的医疗行为，如有了大黄吃后腹泻的生命联系，解不出大便就会去找寻大黄。这种生命体验形成的认识是原始的，简单的，也许在人类的医疗史上，时间最为漫长。

动物也有这样的医疗体验，和动物不同的是，人发明了文字，将口口相传转化为了文化相传，通过文字记载、代代相传，不断积累。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字记载，没有条理性，为线性的简单联系，没有逻辑条理，也没有概念体系，还不能称之为理论，只能算是对症治疗的知识。这种知识，现在在民间也存在，单方、验方就是这种知识的体现。

由于没有理论指导，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神农本草经】应该是对这一时期的生命体验的总结和发展，但高于线性简单的药物体验，属于药症对应到理论形成的过渡，不仅记载了上、中、下品药物的生命反应，而且认识到了减毒增效，防止毒副作用的药物配伍规律——七情（相须、相使、相杀、相恶、相反、相畏、单行等七种中药配伍规律。），体现了简单的寒热虚实病机和药物配伍效应关系的认识，为中医理论体系进行了必要的文化准备。

生命体验是生命之应在活生生的人的体验，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寒热燥湿气候感应，劳逸苦乐人事影响，都属于生命体验的内容。生命体验是内化的、自知的，最原始的体验是『应地之静』（原始生命附着之地的稳定性）、『应天之动』（日月运行的寒暑昼夜变化）的体验。生命体验随着生物进化而不断丰富，在高级灵长类动物，除了饥饱体验、冷热体验外，还具有了病痛体验等。这所有的生命体验，都不是孤立的，外有动态时空的关联性，内有藏腑的关联性，用实验室割断了生命体验的关联性，显微镜逻辑否定了生命之应的客观性，中医学的客观基础没有了，辨证论治的临床对象消失了，中医学还能够存在吗？

站在生命之外，才能认识生命体验。这就在不自觉间，维护了活生生的人的自然完整性，保证了多维联系的生命客观性。中医的『证』本质、经络本质、三焦本质等无不是生命体验的理性结论，只有在活生生的人才能得到。『现代化』研究服从显微镜逻辑，背离了中医学的认识路线，中医文化有未来吗？中医理论能够运用于临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