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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史网 二、从客贩到定居
到明中叶前期，整个社会经济已有了快速发展。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大幅度增加，道路交通更加便利，中小城镇大批兴起，人口相对集中，人们消费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各类商品的消费量也明显增长。商品经济开始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这时，由大量需求产生的各地间产品的流通比以往有了更大的发展，更多的人加入到负贩者队伍中去，竞争愈来愈激烈。经济发展的法则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当某一种竞争激烈到一定程度时，解决矛盾的办法就会自然出现。负贩间竞争激烈的结果是引起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使一部分人从负贩的行列中剥离出来，专门从事货物运输，即从事大宗货物的运输或货物的长途运输，从中获取利益；而有些负贩商则改为专在一地坐地收货发货、经营买卖，不再长途跋涉负贩货物。这样，变行商为坐贾的时机已经出现。
其实，在明中叶前期，各地商贩已有落定迹象。如汉阳府的刘家隔，原是汉水、长江交汇处的一小镇，因地处交通冲要，遂成为四方货物集散地，但以前是负贩运货多过客，商贾鲜有本地人。到宣德、正统年间，该小镇居然“商贾占籍者|万计”[113]。商贾占籍者，乃商贾定居者之谓。此记载虽然夸大，但在小镇从事稳定经营的坐贾已不在少数应是肯定的。明中叶以后，负贩行商趋定居者有增无减。洞庭籍的行商“稍有资畜则商贩荆襄”，“并商游江南北，以迨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114]江西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故其父子、兄弟、夫妇有自少至白首不相面者，恒散而不聚”[115]，其中不乏“有家于外者”[116]。有些龙游籍商人“贾江夏”，“人与年盖两世矣”[117]。山陕商贾也有不少“踵世边居”的[118]，他们的婚娶养老也都在那里。当时多数商人都聚居在重要的商会城市如北京、南京、苏州、临清、汉口等地，如长江重镇扬州就聚居了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及徽州歙县之程、汪、方、吴等诸大姓商人几十家，他们虽未在扬州正式占籍，但都早已定居于彼多年了[119]。以地区商帮而言，徽商人数庞大，流动地区广泛，是一高迁出商帮，因此，在外的定居也为最多。徽商几乎是以集团军的形式落迁在各地。至晚明，除在扬州、杭州行盐并长住的人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徽商卜居金陵，营肆景德镇，侨寓睢阳，“雄坐大梁”……“徽之富商，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州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120]他们不仅在异地设铺开店，而且还在那里兴修住屋群落，营建乡人地盘。万历中歙县人郑九皋因业盐侨寓浙江衢州府常山县，他在自己家周围修房数十间，专供流寓来此的家乡（新安）人居住，取名“新安里”，以示自己不忘本也[121]。无独有偶，隆庆前后徽商程鹏则在苏北灌南县买地定居，后他出资修建一条街市，也取名“新安镇”[122]。诸如这类事例，晚明史籍中多有见载。
负贩行商的落迁定居，有少数是回到原籍故里，如小说中故事讲到明中叶 “广东广州府南海县，有个财主姓杨，因他家资有百万之富，人都称他为‘杨百万’。当初原以飘洋起家，后来晓得飘洋是桩险事，就回过头来坐在家中，单以放债为事”[123]。生活中应该不乏其例。但更多的是选择异地定居，如“万历丙午（三十四）年，南京有山西贾人，鬻s货于三山街”，开了一家西s店[124]。江南、山西等商人在北部边境宣府镇设罗缎铺、绸铺、帕铺、绒线铺、杂货铺者众多，“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125]。笔记小说《杜骗新书》有记载说徽州休宁商人吴胜理，在苏州府开铺，专门收买各色布匹的故事[126]。这是为经营特色产品或为采购成品、原料方便而落脚一地的情形。
徽州商人吴荣让“从诸宗人贾松江，稍自载而生……当是时，生业仅仅耳，其后数岁，处士始饶，则以里俗奢溢相高，非所以示子孙也，乃奉母帅（率）妻子徙临溪。居顷之，习其俗，视故里等，乃奉母帅（率）妻子徙桐庐，卜焦山居焉”。后来做木材生意，“居二十年，处士自致巨万，远近襁至，庶几埒都君”[127]。松江地方本是行贾好地方，但吴氏顾虑“里俗奢溢相高，非所以示子孙也”，为此又另觅浙江常山卜居。这是为了培育子孙、安抚家庭而作的定居地选择。
商人定迁，作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安居乐业是汉民族一贯的传统心理。负贩行商虽有两地差价的薄利可赚，但对长年长途跋涉、风餐露宿的漂泊生活总会有厌倦的一天，一旦条件许可，他们就会选择安定的生活。如小贩有了些本钱，就开个铺子，如此“不须在路上吃苦了”[128]。在一地开家铺子，是当时许多行商负贩乃至小手工业者十分企盼的一种归宿。如上述，一个小木匠，意外得到了一笔钱财，他的选择便是开一家布店，做个店主[129]。这种安求平和的生存取向，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的表现，而这种文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积淀，这正是负贩行商们追求安业定居人文因素的驱使。
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社会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渐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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