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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史网 二、 商品种类增多――非自产货源充足
宋、元两代包括明前期，全国各大城镇的大多数店铺（尤其是中小店铺）大都是手工业作坊兼营商业，它们的经营形式基本是前店后坊，销售自己生产的物品，即使文化店铺亦然（书坊自刻自卖）。完全靠进成品货来经营的商业店铺只是很少一部分。明中叶，自产自销之店依然遍布城镇。但随着生产的发展，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日趋增加；而由经济的逐渐富裕而引发的市民对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则有力地刺激了产品向商品转化的速度和力度，并促进流通的进一步繁忙兴盛。许多生产者(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已不完全是直接为自己生活、生产所需而生产产品，他们这时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拿产品到市场销售，即是生产商品，是创造产品的商品价值。他们或者将成品直接出售给店铺老板，或者卖给商贩，由商贩长途贩运至远处销售。许多商铺已不再需要由自己来生产所售产品，他们完全可以从产品生产者手中或商贩那里购进自己所需的商品。这种社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明显增加，是明中叶以后商业经济发展的又一显著特点，也是当时城镇商业店铺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基础。
当时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一些数字来窥看。据吴承明先生统计，明朝，农副产品中作为大宗、重要的贩运物货(不包括政府征收、调拨的赋税货物)有1、粮食，“在明后期，较长距离的粮食运销，包括广东米北上，恐怕不超过一千万石……约值银八百五十万两。”2、棉花、棉布，尤其是新兴的棉布“估计明代（长途运销）约不超过二千万匹……约值银二百三十万两。”3、丝和丝织品，参加长途运销的丝织品“每年可达三十万匹左右……价值在三十万两左右”[63]。显然，这些货物应该属于商品类。
大批粮食贩运异地，是作为商品在粮铺销售的。明中叶后，江南许多城镇出现的大“米行”、“六陈铺”等，大都已不是仅销售本地区所产之粮食了，更多的是销售从湖广一带贩来粮食。如徽州地区城镇所需之粮食，“大半取给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贾从数千里转输”[64]。当时盛行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也正折射出了全国许多粮食铺子的货源主要来自湖广的信息[65]。当然，有些地区城镇的粮铺也还以本地区生产粮食为主，如开封的大米行：“所有郑州、辉县、光州、固始等处来各色大米，俱归入行内”[66]，即米行货源，既有产自附近郑州、辉县的，又有来自较远产区光州、固始的；又如杭州，“城中米珠取于湖（州）”[67]，等等――不过，这种拿到店铺销售的粮食也已经属于商品的范畴了。
棉花(农产品)和棉布(手工业产品) 是明中叶大宗运销的又一商品。在晚明，这一行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北棉南运，南布北销。长江以北如山东、河南以及江苏、河北的一些地方，由于日照、土壤等自然条件比较适合于棉花生长，因此种植得多，产量也教高，但相对来说，纺织加工的能力较弱，技术也较差，因此，那里所产的棉花，大多是卖与商贩运至南方，或是由北人径自到江南开肆销卖，供应当地的棉纺织手工业原料。如浙江乌程之南林，“地产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68]。河南、山东植棉，商人收后，转鬻江南。山东兖州、郓城是棉花集散地，“贾人（从该地）转鬻于江南，为市肆居焉”[69]。而经江南如苏州麇集于城东北“待价而雇”的机织工们加工而成的布匹、棉纱等，再运往全国各地市肆销售，或由商贾径到北方开设棉布店。
丝和丝织品上历来都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商品，在宋朝特别是南宋时，丝织品的生产和销售就已相当繁盛，其经销店铺在江南城市也中十分普遍，据时人记，杭州“自淳v年有名相传者”106家铺户中直接出售丝绸半成品的有9家、与丝绸有关的有19家，合计28家，占总数的26．4%[70]。到了明中叶，丝织业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民间的丝织业生产发展更为迅猛，万历时两京和江南的一些丝织巨镇上，“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71]。这些地方不仅丝织品的产量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品种更加丰富，价格也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有所下降，因而，交易量大增，丝织产品源源流向全国各地，直至僻远之乡。史载，嘉靖年间，边防重要军镇宣化府，就有来自南京、苏州、杭州、潞州、泽州等地的罗缎、丝、帕巾铺，专售这些地方出产的丝织品，“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72]。远在四川、云南金沙江畔的穷乡僻壤处，有一个外商聚集的采大木之区，人称“万人嵌”，“虽僻远万里，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73]。显然，“种种文绮”均为长途贩运而去，这说明，当时的丝织品确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商品，不言而喻，出产这些产品的工场、作坊已经完全是生产商品的地方了；其销售处抑或也是专门的店家铺子。
丰富的商品，活跃的市场，是以遍布城镇的大小店铺为依托的。当时的大中小城镇，均是店铺云集，经营繁忙，热闹非凡，而且都各具特色。走遍大江南北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在评论各地码头时说：
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赢，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74]
但是，随着商品的日益丰富和流通渠道的不断扩大，这种界限也在逐渐消融。大都会当然是首当其冲，如北京，“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也”[75]。“东南财货与山海珍藏无不聚辇毂下，诚为塞途积路”[76]。不说丝绸罗缎、米粮棉布、珠宝器皿充斥市肆，就是原本只在江南沿海水乡才丰硕，又难于保鲜、不易贩运的“蛙、蟹、鳗、虾、螺、蚌之属”，万历中期竟在京城也大量出现，人称“腥风满市廛矣”[77]。万历末年，京城的“鱼、蟹反贱于江南”，而且一些珍稀水产如“蛤蜊、银鱼、蛏蚶、黄甲”也“累累满市”[78]。在南京， 斗门、淮清之桥，三山、大中之街，乌嬴、白圭之俦，骈背项兮交加，日中贸易， 哄哄咤咤。云间之布、雅安之茶、吴会玉栅之灯、勾漏石床之砂、翠聚琼台之馆，曲D 连淮阴之车，万货各离其乡土，何聚会之纷，反兮如潮之汗漫，覆兮类汐之荣查， 来无趾兮得得，散无 兮LL，虽殊途其货殖而一致……[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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