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調查與史學研究 (1)

  : 中華文史網

陳寅恪先生是大家公認的史學大家，他在談到史學創新時，特別強調研究者對於新史料的開拓和新觀點的發現。然而我們回顧一下本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研究的發展歷程，就不難發現學者們對於新史料和新觀點的認識，有一個從單線向複線的演化過程。

　　中國傳統史學是以政治史作為研究主線的，所以史學家們對於官修的所謂『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紀初以來，受到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思潮的影響，一部分思想敏銳的史學家開始注意到從『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即在重視『正史』等文獻資料的同時，應當重視運用地下考古發掘的新資料。然而一直到本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者們對於『正史』之外的各種私家筆記以及地方志資料的運用，依然是小心翼翼，甚至心懷疑慮。少數比較保守的史學家，堅持認為私家筆記和地方志，或挾私嫌，或囿地域，不足為據。

　　時至今日，大概沒有什麼人會對中國歷史上的私家筆記和地方志的史料價值產生疑問。然而，本世紀初許多史學家對於私家筆記和地方志資料的疑慮，並非沒有道理。從歷代王朝政治的發展軌跡來研究歷史，官方的典籍記載無疑是最可信的研究史料。孟森先生是當時最著名的明清史學家，『先生之治史，多本中國傳統方法』，（註：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附商鴻逵：【述孟森先生】，中華書局，1986年版。）故在他的一系列論著中，所據以立論的明清史資料，大部分是以官修的文獻為主，至於地方志的資料，就絕少涉及了。同時代的許多治學嚴謹的學者，其對文獻史料的取捨，亦大多類此。

　　然而，本世紀畢竟是一個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時代，隨着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逐漸介紹引進，中國的史學研究也逐漸從傳統的政治史、道德史的單線研究，向許多新的研究領域拓展。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引進，大大地改變了中國史學家們的研究模式。其中，經濟史、生產關係史、社會結構史等領域的研究，正以嶄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思維開拓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越來越在中國的史學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這個史學更新的時代裡，以往官方『正史』典籍中的歷史資料，也就越來越不能適應新時代史學研究的學術要求。一方面，以往官方典籍中的記載基本上是以帝王將相為記載核心的，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的二十四史就是中國帝王將相的家譜史，這是有一定道理的。這樣的歷史典籍，其史事的記載必然忽略經濟關係等有關下層一般民眾的記載，從而使我們對中國歷代民間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基本概況所知甚少。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歷代統治者對於文化、史學等方面所擁有的強勢壟斷，官方典籍中的歷史記載，不能不帶有一定程度的立場錯位和價值取向的偏頗。這樣的歷史典籍，自然也不可能全面客觀地反映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尤其是這種文化、史學的強勢壟斷和價值偏頗，延續了二千餘年，形成了理所當然的傳統，更需要新一代的史學家們在揚棄傳統的基礎上，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建構新的史料基礎。於是，本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一些年輕的學人，開始把史學研究的興趣越來越擴展到政治史之外的許多領域，特別是社會史、經濟史領域。人們對歷史資料的搜集範圍，也突破了以往官方『正史』典籍的局限，開闢多方面的資料來源。私人筆記、小說野史、方志家譜，都已逐漸進入史學研究的殿堂。與此同時，有些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已經開始進入農村城市的基層社會，進行社會調查，並且運用社會調查的資料所得，開拓了全新的史學研究的領域。其中如陳翰笙先生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傅衣凌先生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都對中國當代的歷史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傅衣凌先生在回顧自己的這一學術經歷時說：

　　實在說，我對於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認識是很模糊的。直到抗戰爆發後，我從沿海疏散到內地的城市和農村，才接觸到中國社會的實際。一九三九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黃曆鄉，中間有一個很大的碉堡，四周則是一些矮小的平屋，佃戶環之而居。我置身於這樣的情景中，使我恍惚聯想到中世紀的封建城堡制度，是不是還存在於今天的中國社會？……抗戰的幾年生活，對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偉大的時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認識到中國的社會實際，理解到歷史工作者的重大責任，他絕不能枯坐在書齋里，盡看那些書本知識，同時還必須接觸社會，認識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互相補充，才能把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推向前進。這樣，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時，必須擴大眼界，廣泛地利用有關輔助科學知識，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契約文書）證史，這個新途徑對開拓我今後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一向以為史學研究是各種知識的總和，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們從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人，對於現存實物的調查，也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項目。……我每於下鄉時，在和本地人的訪問、談話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無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從中得到啟發，我也認為這是我們史學研究者應該注意的事。（註：傅衣凌：【我是怎樣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載【文史哲】198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