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3)

  : 国学文化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　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　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　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　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　可以形容。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　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　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　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　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　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　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　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同样，司马光与《资　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　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　。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　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　《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　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　，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　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　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　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　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　》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　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　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　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　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　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