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汉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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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扫”：一个既新又旧的语言传统的确立
　　
　　赵树理、孙犁(或者还应该加上孔厥、康濯等一批年轻的“鲁艺”作家)在延安的崛起并非偶然，他们是“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和革命化进程所结出的果实。40年代初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文化政策，为他们准备了合适的空气和土壤，也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合适的语言道路。二三十年代以来文学大众化的抽象理念终于在这时候获得了作家的主体情感与生活经验的血肉的内容。
　　“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追求文学的大众化，语言的大众化更是主要的目标。但无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还是周氏兄弟都仅仅把大众化作为文学革命的一个遥远的梦想。胡适曾明确宣告中国文学将来一定要以语言文字彻底的大众化为目标，他甚至认为汉语书写的拉丁化才是文学革命最后胜利的标志。但是当左翼文化界向“五四”一代作家急切地要求大众语的时候，胡适又严厉批评他们急躁冒进，责问他们“大众语在哪里?”他当时实在看不到哪位作家真正有能力贡献出这种理想的“文学的国语”，相反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用子虚乌有的大众语来取消“买办的白话文”，就等于取消刚刚开创的新文学传统唯一的载体和语言根基。
　　鲁迅在这方面和胡适完全一致。尽管他很早就号召作家“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他自己作为一个绍兴人无论在小说还是杂文中都努力采撷“京白”，他和傅斯年、周作人一样也很早就清楚地看到新文学语言的三大源头――口语、文言、翻译的外国语――而且断然把口语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但他的创作，与其说大量采用了口语，不如说一视同仁地向口语、文言和外国语“拿来”自己所需要的资源，尽量把这些纷杂的语言要素妥善地糅合，成为基本可诵的一种文体。可诵不等于可听。中国文学的诵读传统仍然以目治为基础，并不完全诉诸声音、依靠耳朵，这样可诵的文体和周作人所谓新文学家断不可抛弃的“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是密不可分的。鲁迅深知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中早就发现中国文学最初的成立是因为有了汉字而并非因为有了汉语，《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章“自文字至文章”清楚揭示了“五四”诸子或许不愿承认的这一事实，所以在30年代初，当瞿秋自批评他的翻译“用文言做本位”时，他并无异议，可当瞿秋白要以所谓“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时，却被他断然拒绝了。他宁可在“Yes，No”和“之乎者也”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也不愿轻易踏上理想中的大众语的道路。然而他又并没有放弃大众语的理想，如果无须他的创作的配合，他非常乐意用极端的调子来宣传大众语，甚至比瞿秋白走得更远，如重弹“五四”时期“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老调，认为“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而毫不觉自相矛盾的尴尬。这反映了“五四”一代作家对中国文学语言的现实之路和理想维度之矛盾的最大宽容。
　　口语和用口语创作的民间文学在整个20年代中国文学界更多是作为一种研究和收集的对象，如周作人、顾颉刚主持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所做的工作。
　　到了30年代，革命又学论争结束之后，雄心勃勃的左翼文坛迅速结束了语言上的这种宽容和懒散。他们不仅要求文学富有革命内容，更要求文学在形式上必须真正大众化。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年轻的语言文字专家和与此呼应的文学家，他们一方面开始探索中国文字的拉丁化的现实方案，一方面实地研究和收集各地的方言土语，并且把方言土语的研究从已有的“国语运动”中独立出来，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学院派的“国语运动”从此成为新的语言学家们攻击的对象而发生本质性的转变。虽然他们的努力并没有马上取得文学上相应的成就，更没有呼唤出典范性的大众语作家，但由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大众语运动和文学大众化在一种强有力的文学体制的保证下开展，而且正如鲁迅在30年代初所预言的那样，这个运动“必须政治之力的参与，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30年代末，大众语运动确实不再是文人单方面的努力了。鲁迅这一看法虽是预言，也是他对“五四”白话文运动胜利经验的总结。“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胡适甚至将这个政府当作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但这并不妨碍新文化运动者们积极地从这个政府获取强有力的支持和制度保障。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尤其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件发表之后，大众语和文学大众化的运动不仅获得了新意识形态的表述，也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动员的配合，左翼文学界几乎每一个有影响的文化人都意识到抗战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使20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化有可能成为抗战建国最重要的一笔，由此他们焕发了语言研究的热情，学者、作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云集延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为一个更新的文化和一个更新的国度发明创造一种更新的语言。30年代那种多元宽容的局面和求同存异平等商量的态度消失了。成仿吾在1936年《纪念鲁迅》一文中就强硬地将鲁迅精神和鲁迅文学剥离开来，认定“他的文学和写作都不通俗，不易为一般所了解”，主张“我们的作家应该拿起鲁迅的精神，创造出新的形式来适应今天民族自卫战争的需要，应该大大的大众化，使文学由少数人中解放出来，成为大众的武器”。这篇文章发表在为纪念鲁迅而创刊的《鲁迅风》上，却是对鲁迅文学和鲁迅的语言道路一种极严厉的批判，由此可见左翼文化界对“新形式”的强烈渴望。
　　但一开始，这种新形式并不是在作家实际的创造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可以看见的语言之路，而是站在意识形态高度对文学语言的强硬要求，所以并没有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那些到了延安的“亭子间作家们”依然带着他们的语言习惯，一边漫步延河边，一边傲慢地用瞿秋白所谓“梁启超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发表他们对延安的观感。他们主观上也会赞同成仿吾，但要他们马上离开熟悉的语言则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