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汉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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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占上海租界，“孤岛”沦陷，大批文化人或被迫迁移内地，或韬光养晦转入地下以免为敌所获。恰巧这时，钱钟书从湖南回家探亲被困，只好隐居创作；就读于香港大学的张爱玲也被迫辍学，于1942年下半年回沪，决定卖文为生，并很快于次年一飞冲天。钱、张的文学渊源当然都不限于40年代初的上海孤城，我们可以很容易将他们纳入“五四”至40年代“语体文”(即现代白话文)逐渐成熟的过程，但这条清晰的文学语言的历史脉络也只有到了1942年前后，才真正在这两个身居上海的天才作家身上，借“不受欢迎的缪 斯”的照拂，将各种语言要素相对平衡地安排配置，从而结出了丰美甘甜的硕果。
　　张爱玲自幼敏感多思，酷爱读书，先是古书，后是新文艺和民国通俗文学，在教会中学又通过英文直接诵习西洋文学，古今中外的良好修养，雅与俗的广泛兴趣，使她的文章特别的摇曳多姿。十八岁应征《西风》杂志的征文《天才梦》就有不少早熟的隽语：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1942年回上海后，最初用英文给The XXth Centu―ry(《二十世纪》)投稿，步中学时代崇拜的林语堂的后尘，用灵动波俏的文笔给外国人介绍中国。这个短暂的英文写作阶段很快因为在中文写作上的大获成功而中断，但她并没有放弃这些作品，在创作中文小说随笔的同时将它们一一翻成中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改为《更衣记》，Wife Vamp Child改为《借银灯》，Still Alive改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China’s Education of Family改为《银官就学记》，Demons and Fairies改为《中国人的宗教》。这些后来都收入1945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流言》：
　　现代的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洋人看京戏及其它》)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的贴身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更衣记》)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中国的宗教》)
　　奇崛峻拔，不肯落入凡庸，虽然未能避免早熟的天才的青涩和张扬，但人生体验的深透与修辞造语的精绝，毫不逊于许多老作家。就文体来说，脱去了20年代的生硬和30年代的驳杂，呈现出40年代特有的知心贴肉的圆融畅达。这种语言施之小说，更显精彩：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有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去，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金锁记》)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欧化，哪里是口语和文言的杂糅，化合得天衣无缝，描写起来似乎也就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了。
　　钱氏更博闻强记，旧学根底扎实，英文尤佳。1941年出版的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是对人生远距离的观察玩味，而糅合中西语言的文体尤见灵心妙识，以至于偏要通过魔鬼之口才能够痛快道出：
　　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作传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作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没了灵魂……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加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像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璧归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魔鬼夜访钟书君》)
　　作者尤其经心于讽刺语言本身的锤炼：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
　　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常看见的。(《论快乐》)
　　旨在显示主体优胜的讽刺很容易演成智慧的操练和语言的炫耀，但毕竟才高，抓得住讽刺对象，到底不失分寸：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材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说笑》)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释文盲》)
　　这些撮取英国随笔精华、充满尖利的人生讽刺和洞见的诙谐智慧之作，使钱氏成为现代随笔领域继徐志摩、梁遇春之后又一欧化和本土化双修的俊才。
　　在重庆。一批流浪型文学青年围绕在批评家和诗人胡风周围，克服了生活的困难而疯狂写作。1942年，胡风出版了评论集《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出版的《在混乱里》所收文章也都写于1941－1943年之间。胡风这一时期重要论著《论民族形式问题》写于1940年并于年底出版。在这些论著中，他顽强坚持自己所理解的由鲁迅开创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探讨这个传统如何在战争的复杂形势下取得新的发展，为此他四面出击，和来自左右双方各种文艺政策和文学理论激烈论辩。批评家胡风的存在不仅在历史传承的角度显明了40年代中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谱系关系，也在现实拓展的角度使“陪都”重庆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文学性格，影响了许多青年文学家的创作。年仅十七岁的路翎就在这种空气中执笔写作《财主底儿女们》。这部混乱年代“青春底诗”，1941年写出初稿，1942年被胡风丢失在香港的炮火中，却因此刺激作者更紧张地重写，两年后终于捧出煌煌两巨册。他的另外两篇名作《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也都完成于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