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空山与瀑泉

  作者: 刘艳云

　　于鹄是唐大历、贞元间的一位诗人。史料中关于他的记载非常少，《唐才子传》中提到“于鹄，初买山于汉阳高隐，三十犹未成名。大历中尝应荐历诸府从事，出塞入塞，驱逐风沙”。张籍《哭于鹄》诗中说：“野性疏时俗，再命乃从军。气高终不合，去如镜上尘。”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经历了隐居、出仕、再隐居的生活轨迹。正是由于他的隐逸经历，再加上他创作了大量隐居和寻禅问道题材的作品，蒋寅在《大历诗人研究》一书中把他定位为隐士诗人。但是如果深入研究他现存的作品，就会发现这位诗人的内心情感是如此复杂，他的心灵世界一直在隐居的现实、世俗的关爱与超脱的理想之间苦苦挣扎。
　　
　　隐居生活――无奈的心灵挣扎
　　
　　既然隐居空山，作品中自然要写到隐逸生活。于鹄有时十分惬意于隐居生活的闲适，他的有些作品用平淡的白描手法，像一部部节奏舒缓的纪录片一样展示了自己的生活细节，透露出一种恬适闲散的心境，如《题邻居》、《山中寄韦钲》等。诗人对于隐居的享受还来源于对周围自然风景的赏爱，他有一些作品描绘了山间优美清新的景色，展示了散淡的生活趣味。像这些诗句“草生垂井口，花落拥篱根”、“萤影竹窗下，松声茅屋头”，都展现了不加雕饰的原生态的自然。有时候他在景物的描写中蕴含了更多的思考，最典型的就是这首《春山居》：
　　
　　独来多任性，
　　惟与白云期。
　　深处花开尽，
　　迟眠人不知。
　　水流山暗处，
　　风起月明时。
　　望见南峰近，
　　年年懒更移。
　　诗人虽然是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山间的景色。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这首诗中诗人所使用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再现现实的描述性意象，诗中的花、水、风、月都具有了象征性的抒情意味。由这些意象组合起来的“深处花开尽，迟眠人不知。水流山暗处，风起月明时”这两联，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它们只是再现了现实。在这样的诗句中，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已经与自然这一审美客体化为一身。作品所传达的是一种随缘任性的内心感受，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盛唐王维隐逸精神的遗存。
　　但是，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是还有未能摆脱的牵挂，看这样的两首诗：
　　三十无名客，
　　空山独卧秋。
　　病多知药性，
　　年长信人愁。
　　萤影竹窗下，
　　松声茅屋头。
　　近来心更静，
　　不梦世间游。
　　――《山中自述》却忆东溪日，
　　童年侍鲁儒。
　　僧房闲共宿，
　　酒肆醉相扶。
　　天畔双旌贵，
　　山中病客孤。
　　无谋还有计，
　　春谷种桑榆。
　　――《山中寄樊仆射》
　　前一首显然是第一次隐居时的作品。三十尚无名，已是诗人巨大的失落，空山独卧更是心有不甘。可是这一切似乎无法改变，只能任人去忧愁。末联说“近来心更静，不梦世间游”，恰恰透露了诗人由于不能实现“世间游”这一梦想而产生的深深的无奈，说明了原本心就是不静的，“世间游”的梦是常有的。第二首更值得玩味，是写给自己幼年时的同伴的。这首诗应作于第二次归山之后。此时故交樊泽已加“仆射”之衔，正在山南道任职。此前于鹄曾依附樊泽在荆南幕中任职。诗中先追忆当初曾一同学习游玩，可是今天，对方已成为朝中的显贵，手握重权。而自己呢，仍是山中一介无名之士，无所作为。虽然诗人仍在以种春谷于桑榆来自娱自慰，但整首诗的情绪绝不是轻松平和，写这首诗的目的也并非仅仅与老友叙叙旧。“天畔双旌贵，山中病客孤”，明显透露了诗人由于现实的巨大反差而生发的失落感，希求援引之意也就不言自明。
　　可是诗人为什么还要隐逸呢？关于他第一次隐居，他的那首《长安游》把原因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久卧长安春复秋，
　　五侯长乐客长愁。
　　绣帘朱毂逢花住，
　　锦室珂触雨游。
　　何处少年吹玉笛，
　　谁家鹦鹉语红楼？
　　年年只是看他贵，
　　不及南山任白头。
　　可见，他年轻时曾经长期居住长安求取功名，在长安都中，他看到了富贵者灯红酒绿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客居者，他的功名梦想未能实现，而且饱受着来自富贵阶层的刺激。在他的笔下，长安城中富人们的生活是如此有声有色，充满巨大的吸引力，这在他那首《公子行》中也表露无遗。可是这一切注定和他没有关系，现实只能让他“年年只是看他贵”。在这样的愤愤不平之下，他只好“不及南山任白头”了。可见，于鹄的归隐并非是像陶渊明那样，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为保存自己的气节而归隐；也不是像当朝的前辈王维那样，要在山林之中寻得内心的空明无碍，与空山浑化为一体。他的归隐只是基于现实梦想的难以实现，是被迫作出的选择。而第二次归山的原因，可以在他入仕之后的作品中找到一些线索。入仕之后他也时时流露出“不如归山好”的念头，但是并不能说明这是他心向往之的肺腑之言。可能由于地位的关系，入仕之后他所接触到的也大多是沉沦下僚的官员，他们有的是“白首从戎客，青衫未离身”，有的只能出使到“碛冷惟逢雁，天春不见花”的边地，有的甚至是“白头无侍子，多病向天涯”的逐臣。进入仕途后的诗人还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身边这些人的经历也不能给他任何精神上的鼓舞，一切都与自己美好的梦想相去甚远，诗人的挫折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心系空山是一种自我安慰，并非出于本心。
　　
　　寻仙访道――迷惘的精神追寻
　　
　　隐逸文化发展到唐代，已经出现道隐合一的现象，这当然与唐代天子李氏家族对于道教的提倡有关。唐代又是禅宗文化的鼎盛时期，诗人与佛教徒交往很普遍，甚至诗人自身就参禅修佛。寻仙访道成为唐代隐士诗人创作的重要内容也便非常正常了。
　　当然，一位隐居的诗人写作这样题材的作品，除了受社会风尚的影响，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高蹈出尘，坚定自己隐居的信念。我们不排除于鹄可能有这方面的主观愿望，而且他似乎也努力实践过。但事实上，从他的作品来看，他的这一主观愿望并未实现，也注定没有实现的可能。《唐音癸签》中说“于鹄习隐，多高人之意，故其诗能有景象。《山中访道》诸大篇，泠泠独远，不疑世外人作”，只是看到了热闹的表象，没有深入到作品的核心。对于于鹄来说，寻求超脱之境将永远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理想。
　　首先，佛和道都是追求出世的，人们修佛习道是为了超越人世的烦恼。佛家和道家都有关于彼岸世界的一套理论，但不管是佛的脱离轮回之苦，还是道的华美仙境，都需要修习者有坚定的信心，付出艰苦的努力。于鹄似乎很努力，去拜访高僧神道时不辞辛苦，有时还要披星戴月、披荆斩棘。但内心深处的信念似乎并不是很坚定：
　　夜爱云林好，
　　寒天月里行。
　　青牛眠树影，
　　白犬吠猿声。
　　一磬山院静，
　　千灯溪路明。
　　从来此峰客，
　　几个得长生。
　　――《宿王尊师隐居》
　　这首诗是诗人冷静的心灵自省。寒天月夜，环境清幽，恰好适合清修；宿于道者隐居，又有磬声过滤尘心杂念，该是一种最容易进入角色、产生皈依之念的情境。但是诗人此时却偏偏不合时宜的在思考“几个得长生”，这只能说明他实在是尘缘未断，领悟不到神佛的点化。而这一怀疑足可以摧毁他所作的所有的努力。
　　其次，于鹄访道寻僧的诗篇有二十首左右，在他作品总数中接近三分之一，而且他所有的长篇都是这一题材。可以肯定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上他是花了心思的。这些作品，从写景到叙事，无不展示着出世外表之下内心的嘈杂。
　　我们先来看写景。高僧仙道们修行的地方一般是远离喧闹的尘世，风景也定然清幽秀丽。于鹄自然也对这样的景物多有描绘，诸如以“枯藤离旧树，朽石落高峰”来形状柏台山僧修炼之处的幽险，以“新雨闲门静，孤松满院凉”来衬托服柏先生居所的幽清。这些景物描写不乏生动形象，但是有一点不足，他的绝大部分诗作中缺少那种与这样的环境融为一体的情感。我们不妨把他同潜心修佛的前辈王维做一个比较，王维安于空山生活，而且有很深的佛学修养。他也善于写景，善于刻画空明幽清的诗境，但是他笔下的景物是情绪的外化，是那种空明无碍的宁静心绪的化身。尽管我们从他的语言中看不到情绪的倾向，甚至感觉不到创作主体的存在，他笔下的景物也是那么浑然天成，仿佛就是原生态的自然，但是理智仍然会告诉我们，这不可能就是自然的原貌，它们仍然是经过诗人情感过滤了的东西，是经过主观意识修剪了的风景。它呈现出浑然的面貌是因为诗人最大限度的从心灵中接近了自然，与自然产生了共鸣甚至融为了一体。而于鹄，相比之下则缺少了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体认与共鸣。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用眼睛看风景，就像是一个游客，在用欣赏的目光观察风景，或者说像一个导游，在细致地解说风景的优美，表达一种与心灵无关的、情感最表层的钦羡。比较一下这两首诗：
　　

　　日夕寻未遍，
　　古木寺高低。
　　粉壁犹遮岭，
　　朱楼尚隔溪。
　　厨窗通涧鼠，
　　殿迹立山鸡。
　　更有无人处，
　　明朝独向西。
　　――于鹄《游瀑泉寺》
　　不知香积寺，
　　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境，
　　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
　　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
　　安禅制毒龙。
　　――王维《过香积寺》[HTSS]两首诗同是描写佛寺。身处此地，如果是一个主观上真的具有超脱信念的人，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亲近感、认同感。于鹄诗的题目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与动机，明摆着就是站在游赏的立场上来关照风景。诗人游赏得很辛苦，夕阳西下了尚未游遍，但明显他只是为视觉上的快感所吸引，诗中所有的也只是对视觉印象中粉壁、朱楼、厨窗、殿迹的实录，除此以外我们似乎感觉不到更深层次的心灵触动。虽然末联表达了对于“无人处”继续追寻的兴趣，但也仅限于兴趣而已，远不是一个主观上有出世清修意愿的隐士所应有的情感，不是对于佛寺这样的超脱之处的心灵认同，只是那种最表层的情感触动。而王维则不同，在这样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一阵不期而至的缥缈钟声立刻唤起了诗人的注意，他没有吃惊的感觉，而是马上意识到有一座佛寺。这是一种心灵深处的亲切的认同感。他描写环境也并不是出于纯粹的视觉感受，一“咽”一“冷”，浸润了空静的内心情感。在这样的环境下，诗人马上就进入了“安禅制毒龙”的禅境。这就是于鹄与真正的超脱者的差距。同写景一样，他作品中的叙事也暴露出这一问题。在他的一些长篇佛道诗中，有时出现大段大段关于佛道活动仪式的叙述，如《宿西山修下元斋咏》一首，全诗一共十二联，诗人描写仪式就用了八联。但是这八联，诗人同样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作的客观描述，看不出诗人自己情感的参与。虽然诗题中明明在说“修下元斋”，事实上诗人根本没“修”，他不过是滥竽充数，看别人在“修”。他的许多这类作品可以说兼具了猎奇与游赏的特质，惟独缺少了与隐士身份相称的沉静，更不用说追求超脱境界的旷远心态。
　　
　　世俗生活――浓浓的生命关爱
　　
　　在于鹄的七十余首诗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描绘了世俗生活的内容，展露着于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动的性情，也展露着他对于丰富的尘世生活的关注与热爱。且看他的几首女性题材的作品：
　　偶向江边采白O，
　　还随女伴赛江神。
　　众中不敢分明语，
　　暗掷金钱卜远人。
　　――《江南曲》
　　秦女窥人不解羞，
　　攀花趁蝶出墙头。
　　胸前空带宜男草，
　　嫁得萧郎爱远游。
　　――《题美人》第一首写的是一个江南女子，在赛江神这样的盛会中，思念自己远行的心上人又不好意思直接明言，只好偷偷地、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枚钱来占卜心上人的归期。一个“暗”字，细腻地写出了少女的羞涩与深深的情思。第二首同样是描写一位女子，但她却不那么羞涩含蓄，这是一位少妇，她敢于装作攀花趁蝶站到墙头上来“窥人”，确实够“不解羞”的了。但更绝的是她居然把只有孕妇才佩戴用以祈福的宜男草戴在自己的胸前，用这一大胆又有些滑稽的方式诉说自己对远行的丈夫带着些许怨恨色彩的期盼。不仅如此，在诗人的笔下，还写到了骑在牛背上唱着民歌的巴女，穿着绣有豆蔻花纹的笼裙的娇艳动人的舞女，“随人敲铜镜，街头救明月”憨顽可爱的女童……于鹄笔下的女子都这么清纯可人，充满浓浓暖暖的生活气息，仿佛可爱的邻家女孩，令人感到亲切真实。
　　于鹄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诗人，他灵敏的眼睛总是能够捕捉到一些细微而又传神的动作，通过这些微小的细节来暗示人物丰盈的内心世界。诗人笔下的人物是动人的，那么诗人自身的内心世界也一定是丰盈的。我们可以想象，当诗人在街市上经过，无意中看到采白O的少女、不解羞的少妇时，他一定是被她们含蓄而意味深长的举动深深吸引了，于是他怀着浓浓的兴趣注视着她们，观察着她们的一举一动。他被她们的美好打动了，于是有了这样美好的诗篇，而这恰恰意味着诗人从心灵中流淌出来的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
　　如果说因为美好而热爱生活是出于人之常情的话，那么关注死亡恐怕就不能这样解释了。于鹄还写下不少与死亡有关的作品。最能给他带来切肤之痛的是他儿子的夭折：
　　年长始一男，
　　心亦颇自娱。
　　生来岁未周，
　　奄然却归无。
　　裸送不以衣，
　　瘗埋于中衢。
　　乳母抱出门，
　　所生亦随呼。
　　婴孩无哭仪，
　　礼经不可逾。
　　亲戚相问时，
　　抑悲空叹吁。
　　襁褓在旧床，
　　每见立踟蹰。
　　静思益伤情，
　　畏老为独夫。
　　――《悼孩子》
　　诗写来毫不雕饰，年长得子的欢娱被婴儿的归无无情地葬送掉，这是人生巨大的悲剧。而这种悲痛在一个受着礼经教化的人身上还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只能“抑悲空叹吁”，这更是一种悲哀。但是在诗人看来，这些最终还是敌不过一个最现实的问题：“畏老为独夫”，这才是让他最感到绝望的事情。而这一“畏”，正展示了诗人在幼儿夭折之际，并非仅仅是对于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小生命的痛惜，他更有着对于完美的世俗生活的渴求。他还有一些悲悼友人的诗作，在悲痛之余，他所关注的也是逝者身后的世俗事务，如“孀妇归乡里，书斋属四邻。不知经乱后，祭奠有何人”（《哭刘夫子》）、“史官如不滥，独传说英雄”（《哭王都护》）等。他的一组《古挽歌》表面上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似乎显示出了一种隐者风范：因为感受到了“送死多于生，几人得终老”的人世哀痛，于是他仿佛彻悟一般说道：“见此切肺肝，不如归山好”；而且又进一步解释“时尽从物化，又免生忧扰。世间寿者稀，尽为悲伤恼”，好像悟得够彻底了。可是在接下来的三首诗中，于鹄的这种超然于痛苦之上的彻悟却不见了踪影：
　　送哭谁家车，
　　灵幡紫带长。
　　青童抱何物，
　　明珠与香囊。
　　可惜罗衣色，
　　看舁入水泉。
　　莫愁埏道暗，
　　烧漆得千年。
　　阴风吹黄蒿，
　　挽歌度秋水。
　　车马却归城，
　　孤坟月明里。
　　于鹄所写的是当时丧葬习俗中的片断。在这里，他善于观察生活的特点又展露无遗。于鹄仍然在用他那双灵敏的眼睛观察着丧礼上的一切，他看到了随葬的明珠与香囊，看到了照亮阴森墓道的漆火，听到了人们为死者所唱的挽歌。于鹄所关注的是这些与葬礼的悲哀沉郁形成鲜明对照的东西，是代表着生命甚至永恒的生命的东西。但是这一切还是逃不脱“孤坟月明里”的凄凉结局，种种美好的祝福与永生的幻想还是要被悲哀所代替。于鹄此时的悲哀绝对没有超脱彻悟的成分，而是对于生命不永的清醒体认与深深的无奈。我们看到的仍然不是一个潇洒的隐士，而是一个热爱生活、关注生命的人，他用阴冷荒疏的语言掩盖了浓烈的感情。从形式上看，于鹄确实是一位居住在山林之中、过着隐居生活的隐士，但是他难以舍弃功名追求，隐居山林之中，内心却无奈而不甘；他试图通过远离尘世以及寻仙求道来实现精神的解脱，但是他嘈杂的心灵使这一愿望注定没有实现的可能；诗人热爱世俗的生活，他身上具有着浓浓的世俗气息，但是这并不能给他带来精神的真正愉悦。于鹄的精神世界就是这样矛盾而迷惘，他不能清楚地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他的一首《送李明府归别业》，似乎印证了他的全部生活：
　　寄家丹水边，
　　归去种春田。
　　白发无知己，
　　空山又一年。
　　鹿裘长酒气，
　　茅屋有茶烟。
　　亦拟辞人世，
　　何溪有瀑泉。
　　“空山”是他最终过着的隐居生活；“人世”是他所热爱的世俗生活，而“瀑泉”是超脱的理想境界。他不能忘怀人世，却心有不甘地生活在空山，因而注定寻不到瀑泉。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