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归》：体现竟陵派诗学思想的选本

  作者: 解国旺

　　明代万历年间，文坛上出现了针对七子派师古而主张师心，标举性灵的公安派。公安派对于矫正明代中期文坛前后七子所造成的模拟剿袭之弊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矫正七子派的模拟与僵化，公安派的浅俗与俚率，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力倡幽深孤峭之说，并编选了《诗归》一书来大力张扬自己的文学主张。据《明史・文苑传》：“自宏道矫正、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可知竟陵派之所以能正式成为一个风行天下的文学流派，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编选了《诗归》这样一部全面体现其诗歌主张的选本是分不开的。《诗归》一出，“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甚至到了“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的程度。
　　钟、谭二人没有像他们之前的七子派和公安派那样，通过自己的文学理论文章宣扬其诗学思想。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古诗选本这一选评结合、既有理论批评又有经典范本可资借鉴的形式，传播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熟谙古诗选本的妙用：“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者为古诗，因而名古诗曰‘选体’，唐人之古诗曰‘唐选’。呜呼！非惟古诗亡，凡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归之也。选者之权，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徇之，吾岂敢易言选哉！”（钟惺《诗归序》）“故知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谭元春《古文澜编序》）钟惺甚至称自己“盖平生精力，十九尽于《诗归》一书”（钟惺《与谭友夏》）。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竟陵人（今湖北天门）。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官至福建提学佥事。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号鹄湾，竟陵人，与钟惺同乡。天启七年举乡试第一。元春名辈后于惺，因与钟惺合编《诗归》而著名。钟、谭所编《诗归》，包括《古诗归》和《唐诗归》两部分。《古诗归》十五卷，选古逸至隋代诗；《唐诗归》三十六卷，选录有唐一代诗歌，以盛唐为主。竟陵派的诗歌主张主要体现在其《古诗归》一书中。
　　《古诗归》所录汉魏六朝诗人中，选取诗歌最多者为陶渊明52首，其次为谢灵运26首，再次则谢I22首，鲍照为18首，颜延之14首，简文帝13首，而陈思王曹植仅选10首，位列第七。与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选录诗人推崇谢I不同，钟、谭所树立的最佳典范是陶渊明。他们在选诗时，对无名之人、无名之作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这是《古诗归》与《古今诗删》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乐府与古诗之间，钟、谭更重视的是乐府；在各代诗中，他们对古逸诗及汉诗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竟陵论诗，以“厚”、“灵”、“清”以及“别趣奇理”等为宗旨。《古诗归》对古诗的选取与评论，不但体现了他们这些诗学主张，而且蕴含着更丰富细致的内容，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他们的诗学思想。
　　“厚”是竟陵派论诗的最高审美境界。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说：“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弟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峻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铙歌、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若夫以顽冥不灵为厚，又岂吾孩之所谓厚哉！”钟惺在此指出“诗至于厚而无余事也”，也就是说，“厚”是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
　　“厚”本是复古派论诗所标榜的境界，所谓汉魏、盛唐的高格正是以浑朴蕴藉为主要特征的。钟、谭对复古派论诗这面旗帜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他们所说的“厚”，在审美意义上与复古派其实是一致的。但他们指出了厚的来源――灵。而灵又是公安派的论诗主张，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正是以发自内心的灵妙之趣为主要特征的。钟、谭对公安派论诗的这种正面主张也同样做了肯定的评价。他们所说的“灵”，在审美意义上与公安派也是一致的。但他们指出了灵的指向――厚。竟陵派实际上是脚踩两只船的，他们综合了复古与公安论诗的正面主张，既主张“厚出于灵”，又说“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钟、谭在复古与公安两个影响甚大的流派之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而找出的一条中间路线。但他们对灵与厚的综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二者牵合在一起，而是在灵与厚的来源、求得灵与厚的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复古派的模拟与格套、公安派的浅俗与理率。
　　钟、谭虽然与复古派一样，以浑朴、蕴藉为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但在具体的取径上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复古派的错误在于从途径上效法古人，而途径有穷，精神无穷，所以他们取法古人，是从精神上入手的。钟惺在《诗归序》中说：“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忧之，内省诸心，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之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寂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在钟、谭看来，诗文气运是代趋而下的，而作者之精神是代求其高的；精神之变无穷，而途径之变有穷，所以要从精神上来求其变，求其高。而“真诗者，精神所为也”，既然古人的精神都蕴含在真诗中，那么，后人如果能从古人的真诗中找出精神，加以利用，自然就可以达到“厚”的审美境界。从精神上取法古人，就避免了复古派从途径上取法古人而导致的模拟剿袭、千篇一律的弊端。
　　在《与高孩之观察》一文中，钟惺又指出了“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即厚”。从本质上来说，诗歌是得之于灵心的，则古诗之厚，就不在于其高古的格调，而在于古人的灵心。后人欲取法古人求得诗歌之“厚”，就要去追寻古人的灵心。钟、谭这里所说的古人的灵心，其实也就是古诗之精神。他们编选《古诗归》一书，目的就在于“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己矣”（钟惺《诗归序》），这就使得钟、谭所倡导的“灵”成了建立在古诗基础上的古人之灵心、古人之真精神，摆脱了公安派信口而出、信口而谈所带来的浅俗与理率。
　　钟、谭论诗以为“厚出于灵”，则全篇气势的浑厚朴拙当于一字一句的灵动神妙中去寻求。虽然“厚”是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也就是要在一字一句的灵动神妙之中找出古人的灵心，然后通过读书养气来求得自己诗歌创作中全篇气势的浑厚朴拙。谭元春在此指出了古人的灵心要从一字一句的灵动神妙中去寻找。他们在《古诗归》的评语中多次评曰某字灵某句妙，“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其实就是要从这一字一句的灵动神妙中窥测古人的真精神，并进而求得自己诗歌创作之“厚”。
　　钟、谭对“灵”的看法虽然避免了公安派浅率与俚俗的弊病，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即钟、谭所谓的“厚”，是由玩索于字句之间而得，脱离了现实生活，也偏离了中国古代诗论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日积月累来求得“厚”的主流看法。另外，钟、谭批评了复古派取法于途径的弊端，倡导从精神上取法古人，但从谭元春对“灵”与“厚”关系的论述中，他们似乎也并没有能够完全将之贯彻到底。谭元春在这里指出了“灵”与“朴”结合、折中复古与公安的中间路线。他认为朴则易流于无味，于是救之以灵；灵则易造成有痕，于是救之以朴，“必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运；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乃为善作”，“古人一语之妙，至于不可思议，而常借前后左右宽裕朴拙之气，使人无可喜而忽喜焉”，这实际上是要在铺垫中造成气势，在一片宽裕朴拙之气中烘托出一语之妙，通过铺垫烘托营造出“厚”来凸显“灵”，这是着眼于诗歌的形式因素对“厚”与“灵”关系所做的阐述。钟谭批评复古派从形式上取法古人以求浑朴蕴藉之审美境界的错误，而他们自己实际上还是不自觉地走到了从形式上来求诗歌之“厚”的路子上。
　　

　　钟、谭主张在一字一句中寻求古人的灵心与真精神，这种真精神的具体特征，在他们看来就是“幽情单绪”、“孤行静寂”、“孤怀”、“孤诣”、这种孤高独绝的精神不但不要求世俗的理解与认同，而且追求的正是对世俗的熟与俗的超越，这才是他理想中的精神境界。钟惺所谓精神所为之真诗，正如他的个性一样，是特立独行于世俗世界之外的。他有一首咏铁塔的诗，“立山水中精神孑，瘦干高茎E其节”（《玉泉寺铁塔歌》），遗世独立、傲岸不屈的形象就是他人格的写照。钟惺在《与谭友夏书》中说：“我辈诗文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这极无烟火处，亦即超越世俗之处。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不同于流俗，亦即精神上的独立与超越。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陶渊明的评价中看出。钟、谭在《古诗归》中选陶渊明诗最多，他们评陶诗说：“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钟惺评语）……无一字不怡然自得，生涯性情矫作不来。（谭元春评语）”陶渊明原本就有一副旷达的胸襟，他的旷达完全出自他的生活，田园躬耕之乐是发自他的内心，而不是生活的点缀，是内心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人生境界的自然流露。他们对陶诗所取独多，大概主要是由于对其旷达高远精神的向往。
　　陶渊明超脱淡远的情怀与钟惺孤傲静寂的心态颇有吻合之处。出于个性及所处时代等多方面的原因，钟惺对眼前的世界采取了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虽则是冷眼旁观，却并不是完全的与己无关。在刚进入仕途之时，他也“思有用于当世，与一二同官讲求时务”（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然而他所处的晚明时代，已很难为之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了。在积极用世的努力陷入绝望的时候，他便转向自我的适意，力求在污浊的时代里保持住自己人格的独立与高洁。陶诗中流动的那种自然与心灵、与生命融为一体的美，正是竟陵派所谓“厚”的极致，是出于“灵”而“灵”又不足以言之的“厚之极”，也是钟、谭所向往的最高境界。
　　钟、谭对他们理想的审美境界“厚”的追求，是通过从古人之真诗中寻找古人的灵心、古人的真精神来获得的，而他们所注重的古人真精神，是以“幽深孤峭”为特征的。对竟陵派来说，“幽深孤峭”不但是一种审美风格，更是一种独立超越的精神，这是钟、谭在复古与公安两个影响甚大的流派之间找出的一条中间路线。“幽深孤峭”所代表的精神上的独立超越看起来好像是反世俗的，实际上却是最世俗的，它以清高雅致来谋求在两个大流派之间占有一席立足之地，迎合了一种更深刻的世俗。
　　钟、谭所追求的“幽深孤峭”，虽然偏离了审美正统，但毕竟是雅的东西，只是他们对雅的理解走向了求异的一面。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们排斥“俗”。钟、谭力图要找出的是古人之真精神，既然是精神，则雅俗之中都可能有所包含，这可以从《古诗归》选录了大量的谣谚民歌、艳情诗、僧道和女性诗，以及《焦氏易林》和仙鬼之作中得到明证。实际上，对于齐以后之诗，钟、谭是从整体上持否定态度的，谭元春在《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中说：“春选古诗，至齐梁陈隋而叹焉，顾伯敬曰：岌岌乎殆哉！诗至此时，与填辞差一黍耳。隋以后即当接元，被唐人喝断气运。天清风和，可谓炼石重补矣。伯敬以为然，相与咨嗟久之。然有真能动人者亦不能舍。”（谭元春《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他们认为诗至于齐，实际中与填辞只差一点点了，而填辞是不为人所重视的。虽然从整体上否定了齐以后诗，但对于其中“真能动人者”，他们还是予以选录的。谭元春在评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一诗中说：“予见《名士悦倾城》一题，不觉欣然，以为知情者。”钟、谭认为，文人之靡绮在情不在辞，如果此情能够常留天地间，则人人有生趣，有生趣这个世界才会灵活，灵活才能达到朴的境界，那么，寻求朴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这满世界的灵活，追溯到常留于天地之间的情。
　　钟、谭从歌谣、艳情、僧道等一般意义上的“俗”诗中看到，正是这些诗歌体现了古人灵心的生趣。如在论及僧道诗时，钟惺说：“神仙，得道者也。道岂肤俚之物？今人看仙诗多向快活边求，不向灵奥边求，故肤俚者得托之。以上数诗，妙在文士假托不得。李太白辈无处着手。”（评扈谦《诗》）文士不能措手假托者，亦即从性情自然流出、非有意而为之作，他们寻求的是僧道诗中的灵奥之处，也就是这些诗中所蕴含的古人之真精神。
　　钟、谭在论诗、评诗时以“厚”为标准，而他们自己的诗作却与之相差甚远。钱钟书先生说：“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盖钟谭于诗，乃所谓有志未遂，并非望道未见，故未可一概抹杀言之。”（《谈艺录》）其实钟、谭自己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夫所谓反复于“复”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此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与高孩之观察》）他们在理论上虽然知道诗有这样一种很高的境界，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常有的一种状态。
　　《诗归》一书，不过是一部古、唐诗选本，而钟、谭既赖之以成名、成派，亦因之而遍遭垢厉。这样一个普通的选本，何以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人人“奉之如尼丘之删定”的神圣地位就一下子跌入“诗妖”、“亡国之音”的骂名声中了呢？这其中的原因，大概要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找。
　　钟、谭所处的晚明，正是朝政混乱，缙绅树党，国家岌岌可危之时。此种社会状况下的士人心态，必然要由前后七子时的有志于用世而转向自我的适意。末世的情绪和封闭静守的心态反映在文学上，就与钟、谭所倡导的“幽深孤峭”、“孤行静寂”、“孤怀”、“孤诣”等正相吻合，“竟陵在晚明之影响超过公安远甚，固然有文学自身的因素，但它在人格心态上与多数士人更为接近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所以《诗归》一出，即能风靡大江南北，以至于“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钟、谭不过是位卑名微的小人物，他们编选的《诗归》能够如此风行，实在也是时代使然。《诗归》的流行，可以说是社会风气对文学风尚产生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
　　《诗归》被冠之以“诗妖”、“亡国之音”等罪名之时，正值明清之交，许多学者都对明代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们大多将原因归结到了明末李贽、钟、谭等所倡导的学术风气上。对钟谭批评最猛烈者，当属钱谦益和朱彝尊了。由于二人在文化思想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影响之下，遂成定论。以至于整个清代，“为竟陵所熏染”成了最不光彩的评骘。正如唐初对宫体诗的批评一样， 中国的学术文化与政治有着不可解的联系，一旦沾染上了“亡国之音”这几个字，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而竟陵派之销声匿迹也就是势所必然了。客观地说，竟陵派所树立的评价基准及学习的最佳典范大体上是不离儒家传统诗教精神的。虽然他们对“真”、“情”、“我”之提倡，对“孤怀”、“孤诣”之坚持，确有游离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之外处，要其大旨，还是不甚偏离的。而竟陵派的消亡，一方面是由于钱谦益、朱彝尊等人对其“亡国之音”的定评，一方面他们所追求的“幽情单绪”已明显地不再适应明末清初之情势，大众的审美需求变了，一种诗风必然也要随之消歇了。
　　从明末《古诗归》之风行，到清初竟陵之消歇，虽只短短三十年，但社会、政治变动之大，影响至于士人心态、社会思潮以及文学风尚等都急速转变，《古诗归》遂由显而至于隐。这其间，《古诗归》一书作为文本的存在是静止的，它的风靡天下来自于其中所包含的诗学主张与当时的文学及社会思潮之间的契合，即钟、谭所倡导的“幽深孤峭”诗风正好迎合了当时大众的审美需求。它的痛遭贬斥亦同样来自于此，即其诗学主张已不再适应新的文学及社会思潮的要求，不再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而又正逢亡国之际，钟谭所倡导的衰世之音，恰又是“诗亡而国运从之”的典型写照。《古诗归》一书的由显到隐，是古诗选本与文学及社会思潮之间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从中可以看出社会思潮、文学风尚以及大众的审美需求对古诗选本盛衰的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大学安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