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林七贤论》看戴逵其人

  作者: 顾　农

　　古今评论家为了加强自己某一意见的力度，有时会不惜极而言之，对此我们心知其意即可，万不能照单全收。例如据说是欧阳修说过“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转引自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欧阳修为了突出这一篇，竟然抹杀了陶渊明（365―427）的其他文章，同时也一笔抹杀了晋代其他作家的全部文章。
　　这恐怕就不能完全信以为真。晋代好文章多得很，优秀的散文家颇有人在，这里想谈的比陶渊明高一辈的戴逵（字安道，330？―396）就是一个。戴逵是一位极负盛名的雕塑家，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中称颂他开创了一种“南朝式”亦即中国本土化的佛像雕塑艺术，“安道之子名颐者，字仲若，肖其父，长于才巧，善雕塑，安道作像，仲若常参虑之……然实物乃无一存焉”。戴逵在艺术方面名气太大，于是他的文名便遭到某种掩盖。他本来有集十卷，现在虽然所能看到的遗文已经不多（均已辑入《全晋文》卷一三七），而无论叙事、说理都大有可观，可以同一流的散文家试比其高下。
　　戴逵的叙事之作可以拿《竹林七贤论》为代表，该文虽以“论”字标目，而今天所能看到的片段却几乎没有什么议论，一味叙事，并且往往能在极短的文字中写出人物的风貌。试略举几则来看：
　　
　　嵇康字叔夜，与东平吕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太平御览》卷四九）
　　刘伶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殴之。伶顾而笑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太平御览》卷二七一）
　　初，（阮）籍与（王）戎父浑俱为尚书郎，每造浑，坐未安，辄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长戎二十岁，相得如时辈。刘公荣通士，性尤好酒，籍与戎酬酢终日，而公荣不蒙一杯。三人各自得也。戎为物论所先，皆此类。（《世说新语・简傲》“王戎弱冠诣阮籍”条注引）
　　寥寥数句，甚至一两句，就写出了人物的风采以及他与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戴逵很讲究抓住最典型最有特色的细节，直指幽微，一下子勾画出人物的风神，真所谓遗貌取神，简而得要。后来《世说新语》也采用这一手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程千帆先生在致钱南秀信中论此书云：“刘义庆并不是在写传记，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行事以见其性格，通过某些人的性格以见社会风气”（《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此说极是；这里可以补充一句的是，这一妙法戴逵等人已导夫先路，《世说新语》并不具备开创性，只不过集其大成；再加上后来刘孝标注广征博引，形成巨大的聚变能量，于是历代流传，深得人心。
　　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等文，也不采用一般传记的规范，而用若干细节点染人物的精神风貌，可以说是继承并发展了戴逵的笔墨，以至成了散文史上的名篇。
　　戴逵的议论文则呈现另外一种风格，文字从容，议论明快，敢于发表与当时权威不同的意见，其典型之作为《释疑论》（《广弘明集》卷二○），略云：
　　
　　夫人资二仪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气以育。性有修短之别，故有彭殇之殊；气有精粗之异，亦有贤愚之别。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尧舜大圣，朱（丹朱）均（商均）是育；瞽叟下愚，诞生有舜。颜回大贤，早夭绝嗣；商臣极恶，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饿死穷山；盗跖肆虐，富乐自终。比干忠正，毙不旋踵；张汤酷吏，七世珥貂。凡此之类，不可称数。验之圣贤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贤愚善恶，修短穷达，各有分命，非积行之所致也。
　　戴逵强调人各有其“分命”或曰“定分”，也就是先天决定的命运――宿命。这种先天决定论当然并不科学，但在当时却具有抵制风行一时的佛教果报论的积极意义。大约在太元十八、十九年（393、394）间，戴逵把自己的论文寄给那时的佛学权威――庐山上的慧远大和尚，并附一信云：“弟子常览经典，皆以祸福之来，由于积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一生艰楚，荼毒备经，顾景块然，不尽唯己。夫冥理难推，近情易缠，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怀。始知修短穷达，自有定分，积善积恶之谈，盖是劝教之言耳。近作此《释疑论》，今以相呈。”戴逵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佛教的果报之谈以及中国传统之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文言》）、“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王充《论衡・福虚篇》引“世论”），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当然他也承认这一类说法有助于“劝教”，诱导人们行善去恶，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戴逵的论文简明锋利，附信富于辩证的思考，行文全都简洁明快，无一长语，显示出文章高手的功力。
　　慧远收到戴文后，即安排其门徒、“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377―423）著《难〈释疑论〉》（《广弘明集》卷二○，又《全晋文》卷一四二）给予反驳，周续之在驳论中列举若干事例，证明确实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祈验于冥中，影响自征；不期存于应报，而庆罚以彰”。对于周氏此论戴逵又提出新的驳斥（《答周居士难释疑论》，《广弘明集》卷二○），形成了一场著名的论战。戴、周诸文都采用简单枚举法，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慧远出来做总结，撰写了著名的《三报论》（《弘明集》卷五，又《全晋文》卷一六二），同时又直接给戴逵写信，指出局限于举例证明是没有意思、不能解决问题的，“佛理精微，难以事诘”，因此要“见其族”亦即从理论思辨上解决问题。慧远居高临下地一举否定了戴逵，同时也指出了周续之的某种不足。他本人的《三报论》重点在于论证所谓报应内涵深广，决不仅仅限于“现验”，有些“因”和“果”距离非常遥远，“世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就而前行始应”，这也就是说，报应远不限于现报（“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大量的乃是生报（“来生便受”）和后报（“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中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这也就是后来俗语之所谓“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的意思。慧远指出，中国传统典籍的一个弱点是只注意现实，缺乏更深入更长远的思考，“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如今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必同，不惑众涂而骇其异”。这样，因和果被拉远了，报应的“时候”何时来到，俗人自然无从知道。慧远此论水平确实比较高，似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对于他的这一番高论，戴逵并不买帐，在下一封写给慧远大师的信（《答远法师书》，《广弘明集》卷二○）中单刀直入地指出，“三报旷远，难以辞究”，意思是说你的那些玄虚的无法证伪的理论，同样也无法证明；他仍然继续坚持自己“分命可审，不祈冥报”的自然命定论。
　　戴逵与慧远、周续之师徒的反复论难，引起过当时和后代许多人的注意。陶渊明没有直接介入这一场争论，但他同戴逵一样不相信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而赞成自然命定论，其《饮酒》诗其二有云：“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这几句应视为对于周续之及其背后的慧远大师所持之果报论的彻底否定。陶渊明又在《感士不遇赋》中写道：“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悲茹薇而陨身。虽好学以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这里提到的伯夷、叔齐、颜回等人，正是前引戴逵在《释疑论》里举过的例子。到临终前不久，陶渊明在《自祭文》中说，自己“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可知他的其思路始终与戴逵一脉相承。
　　可以说戴逵是陶渊明的导师之一；而欧阳修那种除了《归去来兮辞》一篇以外“晋无文章”的提法未免过于偏激了。戴逵还有若干辞赋之作，如《流火赋》、《离兴赋》、《栖林赋》等等，可惜传世文本残缺已甚，此外完全散佚的绝妙好辞还不知有多少。
　　单凭《竹林七贤论》、《释疑论》及其相关诸文，戴逵在中国散文史、思想史上就应有一席光荣的地位。今天我们要了解和研究陶渊明，尤其非适度关注他的这位先行者不可。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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