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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网历史 同样，帝王们的自负，也情有可原。乾隆写了一首诗，肯定是喝彩声、叫好声响成一片；朱元璋的“范文”，明朝大臣和秀才们也是组织“学习体会”过的。乾隆的诗集，估计销量差不了，外省的州县官吏说不定还要花关系才能搞到一两本。皇帝得意洋洋之时，谁敢指出他其实没有“穿新装”？因此，在主动或被动的阿谀奉承声环绕中，帝王们自信满满，逐渐发展成了刚愎自负，徒留笑柄。
无上的权力和制约的缺失，导致帝王们言行失常。而与生命相伴随的政治压力、权力威胁、感情淡薄，又助长了帝王们的反常言行。举个极端的例子：南朝宋代山阴公主淫恣过度，对皇兄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男女有别，可都是先帝的子女。陛下后宫佳丽上万，可我却只有驸马一人。这太不公平了！”
刘子业作为哥哥，竟然为山阴公主安排了面首三十人。山阴公主还不满足，看到吏部郎褚渊体壮貌美，请求刘子业把他赏给自己当面首。刘子业竟然同意了，将大臣赏给妹妹。褚渊在山阴公主身边十日，虽然被公主苦苦逼迫，“守身如玉”。山阴公主最后没办法，才把褚渊放回去。这对兄妹已经失常到了变态的地步，完全不顾亲情伦理了。南朝是一个“父杀子子弑父”、近日兄弟相残明天叔侄屠杀的威胁时代，刘子业等人“可怜生在帝王家”，从出生到入坟墓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亲情、没有温暖，只见猜忌和杀戮的环境中。他们的心态怎么能正常呢，怎么不会表演出一些搞笑到匪夷所思的闹剧来呢？
刘子业的母亲病重了，派人去叫儿子来。刘子业却说：“病人房间多鬼，哪能去呢？”不愿意去看望太后。太后大怒，高呼：“快拿刀来，剥开我的肚子，看是怎么生出这样的不孝儿的！”《宋书》是宋代的正史，罕见的承认任何人只要犯了刘子业罪行的其中之一，就足以玷污宗庙、辱没社稷，而刘子业居然把所有罪恶集于一身！
《宋书》对刘子业的死持欢呼的态度：“其得亡亦为幸矣！”但是，刘子业怎么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娃娃，成为人皆可杀的暴君的呢？同样的“幽默”也发生在北齐文宣帝高洋身上。高洋临终时，对弟弟常山王高演说：“你要夺我的位子就夺吧，别杀我儿子。”他很清楚自家王朝勾心斗角、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涌动。而一个个搞笑的独裁暴君，正是被这样的环境给毁了的。
体制和环境决定，不管是谁坐在龙椅上多少都会自负和无知。幽默感几乎是帝王与生俱来的特性。帝王都不正常，搞笑似乎是常态。《晋书》记载前凉的割据君主张天锡纵情声色，荒废政务，就有大臣上疏劝谏。张天锡给了一个相当幽默的解释：“我不是喜欢行乐，而是从中很有收获。我看到早晨花就敬重才华俊秀的高士；观赏芝兰，就爱慕德行高洁的大臣；目睹松竹，就思念忠贞节操的贤才；面对清流，就器重廉洁的言行；一看到蔓草，就鄙视贪官污吏；迎着疾风，就痛恨凶狠狡诈之徒。引申开来，触类旁通，为人从政的道理，都在这里面啊！”不得不承认，张天锡是个天才，搞笑还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谬论。不过他的“心得”显然不能让国富民强。前凉很快就被前秦灭亡，张天锡本人成了末代君主。
有人情味的幽默
说完体制和环境塑造的幽默，我们来看看另外的帝王幽默。
皇帝是一个严肃得有些枯燥的职业，要承造众多的责任，包括许多形象和工作生活上的义务。意识形态、体制和臣下都要求皇帝在各方面都是楷模。这就造成皇帝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悲摧”，不仅不能为所欲为，一言一行还要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我们似乎习惯了皇帝一本正经的样子，一旦某个皇帝表现出常人的喜怒哀乐，就有“喜剧效果”了。
历史上有不少皇帝追求常人的乐趣。明武宗朱厚照可能是其中的代表。他更出名的称呼是正德皇帝。他禁止民间养猪，因为“猪”“朱”同音，老百姓天天“杀猪”，朱厚照心理受不了。
朱厚照一心想出宫玩玩，可被大臣们死死堵在紫禁城里，不让他出门，还老在他耳边念叨要读书、勤政、亲贤臣远小人。朱厚照烦死了，就“精神分裂”出一个“朱寿”来，让朱寿做大将军，做太师，大夸朱寿。其实，朱寿就是朱厚照。机会终于来了，宁王造反。他大喜过望，马上要求“御驾亲征”。这回，大臣们不好拦他了。朱厚照高高兴兴地“郊游”去了，孰料纵马过芦沟桥时，大意把宠妃刘氏相赠的簪子掉了，朱厚照按兵不行，让三军将士趴在地上搜索簪子。找了三天没找着，朱厚照悻悻地继续南行。
到了涿州，前线传来“噩耗”：南赣巡抚王守仁--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阳明，一点都不领会领导意图，竟然抢皇帝的风头，不等御驾到达就独立镇压叛乱、生擒宁王了。朱厚照闻报，顿足大骂王守仁，骂完后对王守仁的捷报不承认不宣传，下令继续南征--很有负气的小孩子的作派。
到了山东，朱厚照嫌当地安排的宴席不好，不吃，也不生气，笑道：“慢我何甚！”到了扬州，朱厚照大索美女。不过，朱厚照也觉得拆散夫妻不对，所以只抓处女和寡妇。抓来干什么呢？朱厚照不为色，不为享受，而是关起来当肉票，让家人拿钱来赎。看来朱厚照不是贪恋美色，而是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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