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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广州日报 宋太祖、宋太宗的偃武修文措施被后来的继承者奉为不可更改的“祖宗之法”，宋真宗和宋佳宗都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宋神宗授权王安石实施变法，主要是针对经济和军事领域，对偃武修文国策并没有触及，到北宋晚期，朝廷的文官队伍空前庞大。
在个人文化修养方面，北宋皇帝人人都会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宋真宗不懂军事，但在文学艺术方面造诣颇高，其书法成就有人认为比宋徽宗还要高。败国皇帝宋徽宗自幼酷好诗词书画，是一位诗词书画并精，山水、人物、花鸟兼善，在文学艺术领域无所不通的“皇帝艺术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皇帝的力体身行，北宋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文化领域全面发展，硕果累累。
取士途径和规模扩大
文化精英脱颖而出
人才是文化繁荣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北宋“修文”大工程主要立足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北宋科举制度在因循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取士途径和取士规模，在考试内容和考试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
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要科目，每次录取人数只有二三十人，宋初每届录取人数和唐代差不多。宋太宗即位后，为补充朝廷文官队伍，开始大规模增加录取人数。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殿试，共举进士109人，诸科及策者207人。后来，录取人数继续增加，北宋时期每届录取进士人数都在三四百名左右，使北宋文化界出现了人才济济的局面。
由于北宋健全科举管理和考试制度，有效防止了徇私舞弊和权臣把持科场的行为，使寒门子弟也有机会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进入仕途，同时也保证了取士的质量，把不学无术之辈拒诸门外，使绝大多数文化精英集中在政府机构。
北宋的考官基本上都是学富五车、文化修养和创作水平极高的官僚学者。如宋仁宗嘉v二年（公元1057年）的考试，担任知贡举的是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欧阳修，担任权同知贡举的王、梅挚、朝绛、范镇也是北宋文学名家，而担任点检试卷官的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这一届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科录取了388人。
苏轼、苏辙兄弟就在这一年考中进士，苏轼考了第二名。据说，本来苏轼应为第一名，因主考官欧阳修在阅卷时判断失误，以为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自己的弟子，为了避嫌，便把该卷的名次放在第二，结果章衡得了榜首。宋仁宗看了苏轼兄弟的考试文章后，极为欣赏，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对左右说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
与苏轼兄弟同榜中进士的还有曾巩、曾布、曾牟兄弟及从弟曾阜一门四人，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协助王安石变法，官至宰相。北宋理学家张载、吕大钧、程颢亦于此科及第。
少动干戈重视文教
百年稳定造就发展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北宋的文化繁荣，并非短时期就取得的成果，而是在百余年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大量的文化名人、大批的文化成果，都是在北宋中后期出现的。
自宋真宗与辽国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缔结“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之间百余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宋与西夏等国发生的战争都在边境局部地区，不足以动摇宋朝的稳定。
从1004年到北宋末的一百多年间，北宋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政府和民间创办的教育机构遍及全国，各种出版物大量发行，文化科技知识从城市传播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朗朗读书声处处可闻，人民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大量文化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北宋中后期，一大批文化名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晏几道、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沈括、黄庭坚、蔡襄、米芾、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张择端、李公麟等都是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有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他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文化至北宋已趋精深成熟，北宋文化人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可能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已处身于宋朝文化的高峰，甚至是中国文化的高峰。
这一时期规模如此巨大的文化名人“井喷”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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