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书摘 文研所小环境对他不错，无论是所一级领导郭绍虞先生和孔罗荪，还是组内的田念萱、黄屏，都对他有一份理解、一份同情，还有一份尊敬。在知识分子当中，获得同情不太难，而得到尊敬则大不易。我想，大家大概都和我一样，主要是为他这种保持住了独立人格的精神所感动。
应该说，他的真正的学术生涯是从此时开始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则是从隔离审查后期、被允许看书的时候开始的。自那时起，阅读成了他全部生活内容)，政治前途已然断送，社会交往也大大缩减(其实这时留下来的倒都是至交或新建的知交)。他开始逐渐走出流行的革命文学的限定，沉潜了下来，沉潜到对于学问的追究中去。“文革”后，我曾与他开玩笑说，如果您没有遭到接连而来的厄运，中国就少了一位大学问家，而多了一个作风峻急不太高明的文化官员。当时的文学研究所的所长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的蜚声海内外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是由此而来。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清华大学的王芳荃教授为他开辟了新的道路。获难之后，自六十年代起，他开始就黑格尔哲学、传统哲学求教于父亲的同学、好友――大学问家韦卓民、熊十力先生，这就为他铺平了学术研究之路。元化所研究的这些领域，博大精深，而我又特别拙于抽象的思考，所以对他所从事的研究，我没有资格置喙，不过当年也曾发生过一件滑稽的事。元化从那时起就有一个习惯(这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每当他正在思考哪一方面的问题时.如有人来访，他必讲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不论你懂不懂，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就在这滔滔不绝中，他逐步形成、明确自己的新观点。因之对他所研究的问题我虽不懂，但我却能知道他这时的研究中心。“文革”后期，开展大规模的尊法批儒运动，尊韩非子为法家。元化开始对此问题进行思考。“四人帮”倒台前夕，他写就了《韩非论稿》给我看。我虽似懂非懂，但是他所作出的论断还是让我吓了一大跳。他说韩非思想以“术”为主，他所主张的以“术”治民，并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本位主义”。这不是和当时的批儒评法运动、和对韩非的评价正好唱反调吗？特别是他对“术”的解释――说“术”主要指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运用，更是非常可能会被上纲为影射、攻击运动发动者，那不再一次引来殃及全家的大祸吗？我劝阻他千万别拿出去，等将来形势有所变化时再说。这件事让我更懂得了他这类知识分子，有言在心不得不发，哪怕杀头也得发出来，对自己以为是的，执著不屈。更可贵的是，他对自己也不断地进行反思，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甚至进行自我否定。当然，这是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事了。
尽管如此，刚直，不屈从于任何压力，冒杀头的危险也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文革”中期，1970年又发生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一天，他突然主动站出来坦白自己有“翻案”思想，结果再度惹出祸事，并且牵累到家人。这件事与我还有一些关连。
“文革”开始，我们这些人统通被赶进“牛棚”，他算是算过旧账的“死老虎”，与我们这些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还有些不同。如果他“老实服罪”，埋头劳动，一切遵守命令，也许不会发生大问题。但是他按捺不住“破门而出”。1970年，我们都在郊县劳动，在张春桥命令下，上海要进行一次深挖“黑线人物”的运动。上海作家协会(当时叫“文化四连”)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将我重新“挖”出来批斗。我事先得到几位“革命群众”打过招呼，(当年“革命群众”实在不是铁板一块)，告诉我将在次日早上“天天读”的时候，把我重新揪出来批斗。因此我倒事先有思想准备。斗争会进行到最后，班组“天大读”的负责人照例要做一个“杀一儆百”的总结发言，当他声色俱厉地喝道，我警告你们全体牛鬼蛇神，不要翘尾巴，翘尾巴是没有好下场的。话还没有落音，只见王元化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报告，我不但有翘尾巴思想，我还想翻案！一下子全场鸦雀无声。时在隆冬，我却感到全身冷汗淋淋。我抬起头，定定地望着他，真想大声喊，你这是干什么！他们只是要把我重新“揪”出来，有你什么事！而他对一切都熟视无睹，还接着往下说，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机会。这几年我埋头研究莎士比亚，我又担心我对马克白斯、李尔王、奥赛罗的分析被怀疑为自己不满情绪的流露――这时会场上有人带头喊起口号：痛击翻案风、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等等，打断了他的话，于是，本来针对我的批斗新高潮转向了他。当时我简直对他的“迂腐”感到愤怒。对我的批斗是张春桥钦定在劫难逃，你这种自投罗网、自找苦头算是什么！对这些人、这种运动讲什么忠诚老实。他的问题自然升级，“死老虎”变成“活老虎”。抄家、审问义重新来过。他居然将他“翻案”的心理过程、他十几年来的苦闷情绪全无保留地倾泻出来，弄得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然后有一天下午，他突然离干校出走了。造反派去追，原来他准备回上海去取莎士比亚全集。不少人都觉得他精神崩溃了，而且想起在反胡风运动后期他一度患过心因性精神病。当然某些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想藉此扩大事态，不予承认。幸亏当时未进牛棚、当年参加过肃反小组工作的茹志鹃挺身而出说了话，并且坚持带他去精神病院作了检查，才算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这里我横插出几句，就我接触所及，当时的革命群众，工、军宣队当中，仍有头脑清醒，明事理、知是非的人。我个人也曾受到过这些“好心人”，有的甚至是夙不相识的好心人的关照和精神支持，至今我对他(她)们心怀敬意。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他的问题才得到平反，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权力，而且在1983―1984年还当过一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当然，这期间磕磕绊绊的事在不可免。比如，他牵连进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的公案，比如他曾主编新启蒙杂志事。在社会大转折、大变动时期，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检验的号召下，长期被禁锢的各种思想开始活跃。有时，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不一定合乎时宜。显然，一切只能惟上级意图是从的仕途于他仍然是不合适的。最后，尘埃落定，他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应该说，回到独立思考的学者生活中去，使他得到一个幸福而辉煌的晚年。可惜的是，就在他1979年即将平反的前夕，张可高血压中风，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这成为他晚年幸福中无可弥补的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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