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书摘 王元化先生在学术上做到了心口如一，对人对己如一。这是需要勇气的，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学术上。
在我眼里，王元化是一个既单纯又丰富、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当年――五十年代初，忠厚长者孔罗荪背后笑称他是个“性格演员”。那是说他是个有棱角的人。如果让我形容他，我说他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
我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说老实话，我对他不但没有好感，而且还相当反感。五十年代初，他很被领导器重，身负文艺界好几个方面的重任。当时胡风问题初露端倪，隐约间也听到过视他为胡风派的议论，而且几度传闻在他担任总编的新文艺出版社，为社内的“胡风派”所不满，遭到他们的攻击。但他仍受到上海的领导、至少是夏公的信任和支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少年得志”(听说他十七岁入党就得到地下党领导人的另眼相看了)、恃才而骄、颇为自负，甚至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平时不苟言笑，发言每每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神态用普通话说是“很凶”还不传神，要用俗语说“很飙”才行。因之，即使到了文艺工作委员会，我和他办公室门对门，我也不想和他多打交道，连当时我写了文章，夏公叫我先拿给他看看，我也尽量拖延。
让我对王元化改变看法的是反胡风运动。据我接触所及，胡风除去文艺主张不见容于当时最高领导之外，他还被认为有“宗派主义”。夏公一直认为王在这两方面都与他们有所不同，1954年还将他吸收进上海批判胡适、胡风学术思想的领导小组。但待到胡风“反革命材料”公布，涉及他们之间有过通信往来之后，谁也无法保住他了。凡有信件公布者一律立即沦为审查对象。他的情况还相当严重，不仅宣布进行审查，而且当即抄家隔离。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谈到过我目睹他被检抄办公室时，他以臂掩面直挺挺地躺在帆布床(当年处长以上干部都在办公室配一帆布床，供午休之用。)上情景的感受。尽管后来在“文革”中我自己也反复被抄家，但这第一次亲眼看抄家所受到的精神震撼至今仍难忘。由此不仅看到党内斗争的残酷，同时，还看到人作为个体脆弱的一面。王元化，还有一些所谓“胡风分子”，都是当时已很少见的“飞扬跋扈”、桀骜不驯的文人，但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不堪一击，只要政治机器压过来，毫无挣扎余地只能束手待毙，甚至化为齑粉。后者给我的震动尤大。
王元化在隔离审查中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他“结案”时的表现，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前面提到过，夏公对他一直很欣赏很器重，周扬同志似乎也如此。周扬曾说过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家。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听说，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他认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拒绝。领导层给了他逃出“阶级敌人”厄运的机会，他居然不接受。结果他是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来的。许多人为之惋惜，我则为之一惊！这是什么样的骨气！这种傲骨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我不由得修正了过去对他的成见。我开始悟到不能以某些浮面的表现来论人。他身上的“骄横”之气，并非无端的自负，其实包容着一副不屈的傲骨。人是需要骨气的，这样才能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
我是在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在刚成立不久的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组之后，带着几分钦敬的心情与他逐渐接近，也与他的家庭逐渐接近起来的。如果说更进一步的接近，那则是在“文革”之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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