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角度解读先秦社会形态（3）

  : 河南大学学报

因此其时并非没有市场交换，而是都置于官府的控制下，其功能也主要局限于贵族及官府自身的消费范围。与此相应的一些规定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这显然是官府管理市场的规定。其一是严格对手工业产品规格的管制以规范市场，其二是通过划农产晶市场的管制保护农时生产。归根结底是官府严密控制管理下的自然经济体制，因而对市场及交换严加监控。
当时各地区间也存在着土产方物交换，如《荀子・王制》曾曰；“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融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而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文献记载确实反映出战国时代商业交换的活跃及扩大，但这一段文字并非如某些人所言乃当时全国统一交换市场的形成，而是讲四海的方物土产尽在中央王朝的控制掌握之中，并且这种交流已被纳入王通盘筹划财政的框架内，并用以显示王裁万物、养万民的政治经济统制力。
其实三代以来，中央王朝每以征集贡品祭祀的名义，向四方索要土产方物，除经济的意义以外，主要是显示中央王朝的政治声威。《荀子》之外，《书・禹贡》、《逸周书・王会》及《管子・封禅》皆可证此。试读《史记・货殖传》，战国秦汉之际商业交换经济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各地土产方物的流通上，其源即在三代以来中央王朝向四方征集贡品一点，但其本意是通过经济的手段显示政治的声威，所以还要归结为政治对经济的支酉己控制。这就导致战国秦汉之际商业经济虽然曾空前活跃，但不久即在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衰微下去的结局。
为保证先秦贵族社会的等级制结构的稳定，农业自然经济体制得到人为的强化，而一切可能导致社会流动变化的经济发展活力则被严加控制，于是整个社会充分政治化，其表现就是经济服从于政治而非政治决定于经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大特征。如君主的政治权力被认为是源于其主祭的地位，因而其一切政治活动大多是在敬供先人祭祀的名义下进行，如天子以祭祀的名义向四方索要贡物，因而使祭祀制度政治化。宗庙本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但在其中祭祀列祖列宗，又相当于贵族在向世人昭示自己高贵的家族世系传统，使自己的现实政治特权合法化，亦即使宗庙制度政治化。
社稷是对土神、谷神的祭祀，相当于共同使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村社制度的转换标志，但它被用作国家的象征，从而使社稷制度政治化。观象授时本是为指导农业生产而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制度，但由此又发展出朔政制度，于是历法功能被政治化。天子有藉田千亩，天子要亲耕以供上帝之粢盛，于是以藉田为代表的王室经济被神圣化。又由于天子亲耕藉田是率天下向农、务农，于是这种经济活动成为王统治活动的组成部分，那么，藉田制度被间接政治化，从而整个王室经济被政治化。总之，由于社会与国家职能被充分政治化，因而形成一个几乎可以完全控制支配全局的庞大政治权力，即是经济活动也不例外。一句话，政治权力的绝对化，乃是先秦社会以至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历史特点，因而要认识先秦社会，首先必须理解这一点，从根本上讲，先秦社会是贵族政治社会。
先秦贵族政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凭借传统而自然长成的社会结构，其主体是有着久远家世传统的父权贵族，他们凭借家族组织作为自己的社会根基。这种家族组织是经历父系血缘关系的长期传袭而形成的自然共同体，这种性质决定了社会对古老家族传统的认同。换言之，古老家族传统本身即是享有特权的一种资格性标志，因为这种特权背后是显赫家世的绵延承袭，是人们对习惯性天然首长的崇敬。这种社会性质使之尊重自然习惯与传统，因而是惯性稳定或曰堕性极强的社会，它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变革的事物出现，如《礼记・王制》曰：“变礼易乐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这是从当政者的角度严禁制度变革。《王制》又曰：“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