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训的特点（2）

  : 光明日报

3、注重家庭教育。宋代注重道德教育，倡导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正、妇顺，即通过对家庭生活成员的言行举止的规范，将儒家思想贯彻其中。这些内容在司马光的《家范》、《涑水家仪》和陆九韶《居家正本》中尤多。除了道德教育外，宋人还重视参加科举考试以入仕的教育及其他知识教育，以提高子孙的素质。宋人家训中也涉及许多教育原则，其中教育贵早、宽严相济这两点对今天来说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教育是家训的内核，对于维持家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袁采对于近世家族兴衰与子孙贤良与否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家业的兴旺与衰亡自有其定理，关键看子孙如何：“同居父兄子弟，善恶贤否相半，若顽狠刻薄不惜家业之人先死，则其家兴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长厚勤谨之人先死，则其家不可救矣。”对子孙的教育重视与否，关乎家庭的兴旺发展。以鄱阳洪氏家族为例，鄱阳洪氏是宋代当地一个大族，从洪士良农、商并重发家开始，到富而重教培养出孙子洪彦升这个进士，走出了一条由山村农户向官绅人家转变的道路。在洪彦升的影响下，其后洪皓、洪适、洪遵、洪迈等都登高第，名赫一时，都有名著传世。然而此后之辈皆荒废学业，不学无术，而且骄奢淫逸，其家中再也没有一人进入士绅阶层，也没有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家道逐渐走向衰落。
不重教育、科举之家，即使曾经一度显赫，但最终也会销声匿迹。如河中永乐姚氏家族，自唐姚栖云开始一直同居共财，曾被朝廷旌表，而且赐其乡为“孝悌”，社为“节义”，里为“敬爱”之名。仁宗时已有7代，哲宗时成书的《渑水燕谈录》对此还有记载，从仁宗时旌表到当时“今又五十年，而其家孝友如故”（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但政和年间姚氏全家一人不存，已无后人。姚氏消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不重视教育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姚家“世为农，无为学者”，所以家不甚富，子孙躬事农桑，仅给衣食（《宋史》卷456《姚宗明传》）。因为没人考科举、做官，社交圈、婚姻圈都很小，多限于当地，所以不能跟上社会变化的步伐，缺乏抵御外界变化的能力，也就摆脱不了在竞争社会中被淘汰的悲剧。这是不教子的一个反例。
4、与法律互为表里。家训的纂述，是为家族的兴旺长久，所以一般不会违反朝廷的法律。有的宋代家训如范氏的《义庄规矩》及后续规矩还曾得到朝廷的许可，取得朝廷的支持。而朝廷也会给家族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保护。家训、法律中都有儒家思想的渗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家训在强调修身、治家之后，仍然怀抱治国与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治天下也离不开家庭的修整、稳定、繁荣。所以在礼、法社会之中，家训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家族对子孙等家庭成员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首先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当好言相劝不能奏效时，家长便采取其他的惩罚方式，如庭训、笞、杖、役、经济惩罚、不承认身份、告官、驱逐、移乡等。这些处罚包括肉体惩罚、经济惩罚、精神惩罚等，都是教育子弟、维持家族兴旺发达的手段，对子孙的惩戒也是因爱之深，而责之切而已。如宋人倪思在《经I堂杂志》中曾言：“父母笞怒其子，不以为少恩，知其深爱之也。”宋代家训惩罚中很少看到对哪一类过错有处死的规定，而且一些惩罚还常采取告官的方式，即借助于官方的势力来惩戒之，但官府也不致处死。这个特点与宋后尤其是清朝时期的家法略有不同，清朝如果妇女“淫乱”、男子有强盗、忤逆等行为则可能会被迫自尽，或被勒死、打死。宋代家训的内容基本上都谨守法律的规定，这是对法律的支持；家训在家族内部实施，力所不济时会求助于法律。家训与法律有相互依赖之处。但家训与法律的出发点和目的还是略有侧重的，家训更侧重家庭的发展，而法律则更关注社会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