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最高境界，合理合情深入人心成為社會道德而存在

傳統中國是道德治國

　　延續了兩三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以人文為核心，追求天理的文明體系。縱觀諸子百家，無論儒家的仁義，道家的陰陽無為，法家的獎罰有度，俱是以人為本，宗天理踐人道。

　　實踐並研究了兩千餘年的“內黃老外孔孟”的治國模式，使得中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道德理論體系，以至於在遠離皇權的領域，如山區、村落（古代官權給予民權的自由度還是很大的，官權機構只下分縣級，沒有現代的村鎮之類的），雖無有效的行政管理，僅以社會道德，就能使社會有序運行。

德治非人治

　　然而道德治國並非人治，更合理的說法，道德是一種法律，只不過其並非一般的具于明文的低級法律，而是一種不必具于明文，普遍存在于公民心中，而又可在司法過程中作為判決依據的高級法律。

　　所謂人治，是個西泊概念，是指執政者，不依據明文法律或道德，僅以主觀臆斷實現行政管理的治理方式。

　　說道德治國不是人治，不僅在於，治國所依據的道德是一種高級法律，還在於，道德不是人定的——這樣，就可以避免執政者將自己的主觀臆斷上升為社會道德。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德不是某學派或某人根據自身的主觀臆斷創造的，而是以探索出來的天理（天道），應用到人道中所得出的結果。這點是中國諸子百家學說區別于西方宗教文化的本質，也是中國避免陷入類似歐洲中世紀的黑暗人治的根本原因。

“詐騙救妻”符合夫妻不離不棄的家庭道德

　　5年前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癥，透析僅半年後，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積蓄。為了讓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醫院公章，並用這個假公章到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7月11日，廖某因詐騙罪受審。廖某稱願意賣房退賠。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7月12日《京華時報》)

　　即便是隔著電腦螢幕，人們也能聽見一位丈夫被迫“詐騙救妻”的沉重歎息。因為貧窮，因為昂貴的醫療付費，也因為一份難以割捨的親情，這個貧窮的家庭最終鋌而走險，走上了詐騙的違法之路。這樣的新聞並不是第一次激起我們心底的波瀾。幾年前，一位身患嚴重再生障礙性貧血的北京順義農民，為了保住性命，故意搶劫以獲得入獄免費治療的機會。

　　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中的人們，本應該有著和常人無差別的愛與尊嚴，但當他們的境遇與“疾病”、“社會保障救濟”、“養老”、“教育”等詞語關聯時，尊嚴往往分崩離析。他們無枝可依，即便是表達最樸素的一份親情，也往往只能出賣自己的人格與尊嚴，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而這，恐怕不僅是一位貧窮卻堅守的丈夫的悲情，更是社會救濟與保障制度的悲哀。

　　“對貧弱者的態度，是衡量社會文明的標誌”，這句話置換到丈夫“詐騙救妻”的語境中，其實正可以測量出這個社會的溫度。小人物的命運是社會生態的放大鏡，沒有誰願意因為疾病與生活，就付出自己的人格、尊嚴與自由。但底層人為了療治疾病、保住性命，不惜衝破法治底線的案例卻又在告訴我們：當整個社會的保障救濟進程在不斷提速的時候，還有一些群體依然處在不為人知的暗角，舔舐傷口獨自哭泣。當他們遭遇困境時，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也找不到可以救濟他們的保障制度，表達親情與堅守，便會成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這時，用遠離文明與法治的極端方式聊以自救，就只能成為他們最無奈的方式。

　　“詐騙救妻”的丈夫需要整個社會的拯救。不妨再複述一遍那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在美國經濟最蕭條的1935年冬天，一個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因饑餓偷盜麵包，她說：“我需要麵包來餵養我那幾個餓著肚子的孫子，要知道，他們已經兩天沒吃到任何東西了”。這時，旁聽席站起來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他脫下帽子，往裡面放進10美元，然後說道：“各位，我是現任紐約市市長拉瓜地亞，現在請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餵養孫子的城市。”如今，面對一個只有依靠詐騙才能為妻子治病的丈夫，誰又該為自己的冷漠付費?

　　本案例中，廖某觸犯了詐騙罪，依據當前刑法固然可判詐騙罪，並以此判處刑罰。然而，這樣的判決並非合理合情。

　　首先，刑法應有獎有罰，而現代之法律制度，只見懲罰，不見獎勵。廖某觸犯的詐騙罪應罰，但同時，其犯罪行為卻維護了“夫妻間不離不棄”的家庭道德，應獎。據此應當抵消部分刑罰。

　　其次，政府未能實現其行政管理功能，則承擔部分醫療費用——當然，未能降低社會醫療費用，也是其失職之處，這是廖某犯罪誘因，間接反映其犯罪行為並非出於險惡的主觀動機。據此應當輕判。

　　另外，廖某不惜以道德及情理對抗法律，可見法律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影響不足。透過該案，我們應當見到，將“情理”（符合道德的情理）及道德融合於法律中，或將法律上升為社會道德，都是未來法制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