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网历史 二、萧何的法治倾向
《史记・萧相国世家》:“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萧何在秦为县主吏，娴习吏事，随刘邦起兵后仍然以吏事见长，与曹参本来文武殊途。入咸阳后不取金帛，而收取秦丞相御史官署中的律令图书，这表明萧何在政治才干上优秀于“诸将”，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为吏的职业兴趣使然。萧何所收的秦中央政府的资料，分为两部分，一是律令，二是图书。所谓图书，即有关“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在楚汉战争中，这部分资料帮了刘邦大忙，史书备加称述。可是关于“律令”，未见多所提及。其实，萧何对于历史的重要贡献，即所谓“定律令”，就源于他获得了秦的法令文件。《晋书・刑法制》:“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这就是西汉《九章律》的来源。萧何定律，正式成于何时，尚难肯定，但以他初任丞相，当刘邦出关击楚时，律令的制定必已在进行之中。《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汉书》“法令”作“令”。杨树达《汉书窥管》:“《司马迁传》云，‘萧何次律令’，盖于此时已肇其端矣。”这个判断是切合情理的。律令固然有用于军阵行伍，但其主要功能，仍在于治理郡县，建立国家。刘邦先得巴蜀，后取关中，以此为根据地而出关击楚，巴蜀关中是他成功的关键。丞相萧何受委专任巴蜀关中之事，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制定律令、损益制度，而这一切，又关系着今后汉朝制度的面貌究竟如何。
我认为萧何身上有着鲜明的法治倾向。作为秦王朝一名精明能干的县吏，他所熟悉的是秦的法律条文而不是故楚的制度律令。他的《九章律》是以秦律为基础增益而成的，他拥有的现存法制资料来自秦中央政府，而不是来自楚怀王以及故楚的档案部门。他所要管理的土地，即巴蜀关中之地，是秦王朝的根本重心，完全属于秦文化的传统区域。在巴蜀关中，他必须维持稳定有力的统治秩序，必须不断动员这个地区的全部资源，包括人力和物质资源，来支持关东地区的楚汉战争。在干戈扰攘之际，他不可能撇开巴蜀关中地区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而另行一套他本来知之甚少的制度与律令。很明显，楚制在这里行不通。唯一的选择，是承用秦王朝原有的一套，包括制度和法令，来维持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这意味着，律令依然是秦律，郡县制度、基层组织维持不变，而且秦地原有的乡邑秩序得到尊重，秦地三老乡豪的地位得到承认。一句话，萧何必须承用秦制。汉承秦制，根源在此。《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自巴蜀出兵收关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刘邦出关与项羽争战，萧何镇守关中，“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初功臣，萧何居首，就因为他成功地治理了巴蜀关中地区。治理关中素为史家留意，治理巴蜀史料甚阙。陈直《汉书新证》于《高祖纪》下有按语云:“高祖在南郑建筑宫殿，现遗址中出土有‘佳汉三年，大并天下’及‘当王天下’两种瓦当文字。”汉三年，刘邦与项羽争持于关东京索间，在南郑筑汉王宫殿的事，必由萧何主持。瓦当文字强调了统一的理想与信念，很有意义。
萧何治理关中巴蜀，使用的仍然是秦的那一套。一来秦地非秦制不能治，二来萧何本人对秦制驾轻就熟。史家极言秦政暴虐，究其根本，在于征发频繁，转输劳苦，法令严酷，督责无懈。统一以来，六国之民骤受驱使，怨毒之声沸沸不息。事实上，当萧何驻守关中，动员关中巴蜀的全部资源以支持在关外苦苦支撑的刘邦时，除了行暴虐之秦政以驱迫人力、征发粮草，他能在别的选择吗？前举史料说萧何定《九章律》，除秦律中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损益十分有限。我怀疑这些损益就是为了适应楚汉战争时期动员资源的需要。如果说萧何在关中巴蜀颇改秦政，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更重要的，萧何在此时期的措置恰恰为“汉承秦制”打下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萧何身上有着鲜明的法治倾向。他所秉承的思想准则，正是秦的法治思想，是他作为前朝一名“文无害”的县主吏习之有素的统治精神。［⑤］萧何是楚人，但他与故楚的统治阶层相去太远，在政事方面他更倾向于秦的法治。理解了萧何在这个时期对秦代制度的继承，就可以理解汉王百官制度中楚制成分的淡出和秦制成分的凸显。这样，《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秦汉官制的一致性、连续性，才显得自然，显得合乎情理。
所谓“汉承秦制”，不只是概括了秦汉在官制上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还有更浓厚的历史内容。在破碎凋残的战场上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在其最初的岁月里，事实上与秦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应该指出，在统治精神上，汉也继承了秦，标志性的人物就是萧何。我们说萧何身上有着鲜明的法治倾向，也就意味着，汉初的统治精神就是法治。残酷的刑法没有废除，刘邦晚年内部征战的需要也会强化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秦的一套不仅有效，而且也无可替代。当然，资源已接近耗尽的汉初社会，再也承担不了秦始皇末年那种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汉初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在征发军队，仍然在兴建长安等地的土木工程。［⑥］征发的强度比不上秦，但其精神，特别是组织方式，是直接来自于秦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格外注意萧何的法治倾向和他的历史作用。史家强调汉惩秦败，颇改秦政，其实在汉初，这种总结还只停留在无关痛痒的理论阶段，现实政治中，既无人才，也无时间来扭转法治的倾向。过去有人说，秦承三晋法家之学，汉初则承楚齐黄老之术，汉武帝以后，乃有齐鲁儒学之勃兴。这样粗线条地描述秦汉学术思想的嬗变，本无可厚非，但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汉初功臣多楚人，汉廷中楚文化颇有市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楚歌楚舞乃至楚辞赋的流行，不等于在更高层次的思想学术方面，楚文化压倒了秦文化或别的什么文化。大众文化层面楚文化的成就，不能取代秦王朝在政治思想领域已有的地位。汉初的法治思想也许在政论家那里已没有多少市场，但作为一种政治现实，其客观性，其惯性力量，都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这种法治主义也已走到尽头，但被儒学取代并没有捷径可走，其间必须有一个大的缓冲，需要一种在理论准备和政治实践两方面都可以作为桥梁的学术思潮。这就要研究曹参和他所推扬的黄老之学了。
这一时期的各种历史条件决定了“汉承秦制”。首先是楚汉战争。刘邦据关中东向征伐，隐隐然就是当年秦灭六国的翻版。这种态势，促成了汉制与楚制的彻底脱离。萧何治关中巴蜀的现实需要，又促成了汉制对于秦制的照搬或者继承。其次是诸侯问题。刘邦兴师击楚，旗号是与诸侯一起向楚问罪。秦末六国之后纷纷称王，必然存在一个六国某些传统、某些制度的复活问题。这个时候制度混乱，莫衷一是，本无足怪。但若要将诸侯联合起来，势必又有一种制度上相互靠拢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抵消了刘邦军中楚制复兴的趋势，而代之以一种更易为山东、华北各诸侯所接受的制度，当然就是行之有年、与三晋燕齐更为接近的秦制。虽然从史料中难以找出清晰的线索以证明这种转变，但这样的推论应该说大致不误。刘邦当然是以诛暴秦为其旗帜的，但形格势禁，灭秦之后他又在继承秦的历史遗产，完成着自战国以来秦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因此用“汉承秦制”一词概括秦汉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贴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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