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 1898年，康有为在进呈《日本变政考》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说：“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对改革期望过高，务求速成，过分相信“制度决定论”，是百年来多数趋新知识分子的共同毛病。康有为等人的思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体改革，一抓就灵”，所有问题将在短期内一扫而光，有如童话所言，“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不幸，躁急的康有为有着太多传人，如今都集中还在微博上呼风唤雨。有人说康有为是为了诱导皇帝改革，不惜大肆夸张；果真如此，则其用心更不可问。
幸福的家庭尽皆一样，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从“传统社会”转型为近代社会，英、美一系以基督新教为主体的“原生”国家比较顺利，奉持其他信仰的国家，有些历经磨难而修成正果，有些国家则惨不堪言，不断经历“现代化的挫折”。
沈阳《正义一元论》一书，在众多学院派著作之外异军突起，揭示了西方转型路上起关键作用的“内核”因素，刷新了我们对西方过于固化和简单化的认识。例如，总有学者将近代民主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沈阳指出：“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体与1787年北美建立的代议制的联邦民主政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第3页），“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古雅典惨败在了古马其顿手中”（第154页），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最终不是君主国的对手。民众为了共同体的安全，不得不让渡部分权利给一个“伟大”的人格，由此产生了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只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个人自由，统一国内市场，拓展对外贸易。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相伴随。但是，国家权力有利有弊，如何防止政权对个人、共同体的侵害，成为最大的难题。
“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利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通过多轮博弈，可到达对“利维坦”的制衡。这是学院派人士所倾向的史观，实际是将成功转型，完全归功于机遇，与历史真实不完全相符，在逻辑上也说不通。在成功转型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何曾没有这种多方势力反复博弈的情况，而终归于不能结出善果。要有善果，须有善因。
以赛亚・伯林鼓吹的多元论，为时下讨厌“一元论”的知识分子所热捧。在作者看来，多元论是西方转型成熟后的产物，不能倒果为因，以为人家在转型的起步阶段，依赖这种多元论实现转型。完善体制的建立，起于“善一元论”，而后向“正义一元论”过渡，实现政治与信仰既分立又互相渗透，避免政教合一和政教冲突两种极端，将显性道德转化为隐性道德，将正义的实现建基于法治之中。
“大众喜怒无常，常常轻信知识分子和统治者的甜言蜜语，从事一些与他们本来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事情。”（第94页）要让大众对知识分子保持警惕，需要让他们生活在信仰的小共同体之中，构建“有教堂的‘开放社会’”。按作者的说法，以信仰为纽带的小共同体林立，“法政系”而非“启蒙系”的人物主导国家架构的构建，基于对人的有限性的深刻洞见，才能发展出宪政民主体系。“正义一元论”的提出，相信会令多元论者感到不快；本书对儒家的全面否定，可能会令民族主义者勃然大怒，老实说我自己都有些抗拒。若能先搁置先入之见，本书中源源而来的新见解，将令人获益匪浅。
在当前潮流下，作者对“启蒙”的反思堪称大胆：“启蒙的心态是对法治秩序的一个反动，文学的抒情对于观念的精确表达和纠纷的理性处理毫无益处。”（第147页）我们有太多文艺知识分子，他们经常会饱含激情地呼吁、痛心疾首地鞭挞，却缺乏冷静的省思、严密的逻辑、果敢的行动能力、处理细节的耐心、坚韧不拔的品格。依靠这些人来带领大众走向转型，可能是缘木求鱼。
作者试图解决“西方从何而来”这样的宏大问题，内中也隐含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提问，而并无给出具体的答案，只提出了一种可探索的方向，表现出应有的谨慎。在追求真知的路途上，作者比多数人领先了“半个马位”。比之某些闻人试图用碎片化的140字来达到自我封圣，作者的谦卑自律更加令人敬佩。当此海量信息扑面而来呼啸而去的年代，要想不被巨浪吞噬，必须站在信仰的坚固岩石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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