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读书报 结论
1960年，中美学术合作会议（Sino-AmericanConferenceonIntellectualCooperation）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召开，胡适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传统与将来》（TheChineseTraditionandtheFuture）的论文。文中，胡适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他指出，孔子的人文主义和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基础，中国文化在受到非理性的迷信和宗教入侵时，都是靠着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力量，将中国文化从非理性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把宋代理学的兴起，解释为中国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哲学为挣脱一千多年印度佛教影响的反抗。理学的兴起把中国人从非理性的宗教中拉回到以儒家伦理为基准的价值系统中来。
在英文著作中胡适对宋代理学的兴起所一再强调的是，面对一千年印度化狂澜的冲击，中国本土哲学中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仍葆有持续的抵抗力与顽强的生命力。他说：
理学的兴起是个自觉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恢复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本土文化，用这个本土文化来取代中世纪的佛教和道教。它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并重新解释孔子与孟子的伦理和政治哲学，并以之取代自私、反社会和出世的佛教哲学。（原文为英文）
这点和他在中文著作中提到理学时，其不同的侧重是很显然的。在中文著作中，胡适常常引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来凸显理学在天理和人欲冲突时，舍人欲，而就天理，造成对人欲极大的抑制，终而成为“吃人的礼教”。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极沉痛地指出：“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胡适在中文著作中也谈理字的积极意义，但他总不忘提醒中国读者，一种过度严苛的理学，又成了“以理杀人”的刽子手。
胡适这点态度和解释上的不同，不应被理解为思想上的不一致，或前后矛盾。而是在面对不同听众时，他有不同的着重，在表述时，中英文有其不同的取向。
正因为固有的中国文化中并不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近代的价值观念，在胡适英文著作中，“西化”或“现代化”并不是他的主要议题。“西化”或“现代化”只是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努力强求之后，外烁于中国固有文化之上的一层外壳。
1933年，胡适在《中国的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书序中提到，他在全书中的理论架构是，即使在缺乏有效领导和中央控制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正在中国发生。虽然旧体制在受到冲击之后出现了崩溃的现象，但这正是让旧文化新生必不可少的过程。他说：
缓慢地，悄悄地，然而毫无可疑地，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变成一个事实。这个再生的文化看似西方的，但只要刮去它的表层，你就能看到基本上是中国的基底。这个基底在饱经风雨的侵蚀之后，却显得更清楚了，那是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中国在受到新世界科学与民主触发之后的一个新生。（原文为英文）
这样情况下的文化再生，与其说是外烁的，不如说是内发的。这一段话最能说明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中国西化的态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触发”（bythetouchof）两个字，既是“触发”，则“西化”只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中文著作中，读者和听众都是同胞，胡适少了许多“体面”的顾虑，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写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指出病痛所在，进而激发中国人奋发向上。他强调不宜将文明强分精神与物质，而以一种优越的态度自居于所谓精神文明，而鄙视物质文明。没有物质基础的精神文明，怕不免只是落后和贫穷的遮羞布，并终将成为物质的奴隶。这番意思在《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说得最清楚。将这篇文章和胡适的英文文章《东西文明》（TheCivilizationsoftheEastandtheWest）对看，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后者基本上是前者的翻译，但在英文文章中，他还是忍不住地把格物致知与17世纪考证的方法与近代的科学方法作了一定的联系。
在英文著作中，胡适对中国文化是充满信心的。他所一再要表明的是，中国这个古文明，并不缺与西方文明接轨的“现代性”。这个现代性的主要成分是民主与科学。然而，在胡适有生之年，民主和科学的发展，在中国始终还在摸索，所以他只能回到历史上的中国，到先秦，到两汉，到唐宋，到明清，去找他的科学精神与民主基础。胡适在古代的思想制度中，去寻中国的民主、科学，这一方面维持了他知识上的诚实，一方面又顾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体面。读胡适论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不能不深体他这番不得已的苦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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