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中国网 在古代，一个官员私人雇用的家丁、奴仆，如跟班、门子等，他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这似乎是一道历史谜题。而“宰相门子七品官”的俗语却形象明了地透露出给宰相看门的家奴或跟班，其权力往往不亚于“七品朝廷命官”，尽管任何摆在台面上的法律文本都不会规定“×X衙门的长随=X品官”，但官员的侍从们自古便是不可或缺的“权力分肥者”。在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善哉和尚在湖北武昌龙华寺举办一个超大型“水陆道场” (中国佛教最隆重的一种经忏法事)兼募捐仪式时安排的“座席位次”就是最好的佐证。
在那次盛大活动上，广发请帖的善哉和尚将男客席位分为三等：享用上等席位的“vIP贵宾”包括军方的提督与镇总兵(相当于省军区的司令、军长)、布政使与按察使(相当于副省级领导)、道员(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以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贵宾席上坐着的是实缺或候补的知府级官员(相当于市级官员)和首县(相当于省衙门驻地知县)，以及“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等字号的阔佬商家，亦即金融界与外贸界的成功人士；三等席位则坐着候补州、县，任闲职、散职、副职的佐贰各官以及寻常买卖人等。
善哉和尚是个地地道道的佛门中人，按理说应该讲求“众生平等”的思想，但在故事中却也要看重个“三六九等”，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已经见怪不怪了。更为有趣的是，为什么这些“座席位次”并不全然按照来宾的行政级别、职务高低或者财产额来排列?难道在官场的正式规矩之外，还有着另一套隐微的权力系统、另一个隐秘的特权格局?在《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中，作者吴钩以这个“座席位次”的例子说明，可以引入“隐权力”这一参考系数，来理解享受不同档次“知客”待遇的真正奥秘所在。
原来，善哉和尚是根据来宾所拥有的实际权力值(实际权力=正式权力+ “隐权力”)做出不同档次的“知客”待遇的。提督、镇总兵、布政使、按察使、道员都是地方高层领导，正式权力很大，是当然的VIP；督抚衙门的幕友与官亲，虽然不是朝廷官员，但与高层领导关系非同一般， “隐权力”不容小瞧，所以也坐了上席；由于晚清之时，商人的社会影响力(“隐权力”)日益显著，因而那些商界的阔佬们，也能享受到与中层领导同等的招待。而坐在三等席位的“佐贰各官”，虽说也是戴官帽、着官服的，也各自有独立的衙署，看起来似乎风光体面，实际上却有职无权，权力完全被正印官架空，比如清代定例：佐贰官不准擅准词讼，不得擅系犯人算功。难怪他们被安排到最下等的席次，同“寻常买卖人”一般待遇。
从善哉和尚安排的“座席位次”中，我们可以得出前述问题的答案了―― 衙门中的师爷和官亲，其实远比那些具有正式官员身份的“佐贰老爷”们更有权力、更受尊敬。而在吴钩看来，君主专制框架下的官僚制度，官僚可以通过制度性授权，获得正式权力。所以，正式权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综合衡量，并且从理论上说是固定的。“隐权力”则并非由科层结构设定，而是由人情关系创造出来的―― “隐权力” 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隐秘来源，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互嵌接，又各自为政，共同规划着官场的权力空间。先前的官员之所以对“年谊”、“乡谊”、“门谊”等人情资源极为重视，为维持人情关系不惜本钱，每年都要馈赠“冰敬”、“炭敬”、“节敬”等，就是因为一个人情关系网络就是一个重要的权力源，从中可以假借“隐权力”，从而达到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系网络并不是“隐权力”的唯一源泉，个人的威望、社会动员力，私自窃取的造福与加害能力等，也都可以形成“隐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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