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联合早报
中国崛起导致了国际社会在相当程度上的警惕和猜疑。这种警惕和猜疑有传统意义上对新兴崛起国家的战略敌意，也有对中国崛起的人性担忧，这在中国周边一些中小国家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对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挑战：中国能否以令人信服的价值观让国际社会真正对中国感到放心？
近期，叙利亚局势使得中国外交至少在短期内陷入了较为为难的境地。中俄联手否决了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但俄罗斯却同时又私下表示，不会一直支持阿萨德政权，这实际上又为中国未来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孤立和尴尬埋下了某种伏笔。中国的这种尴尬实际上在去年的利比亚问题上已经有过一次经历。
只谈战略，不谈价值
撇开叙利亚问题，无论是去年的比利亚，还是之前的苏丹、缅甸，抑或是现在和以后的伊朗问题，中国一方面处于与西方国家的不可避免的抗争之中，另一方面又处于在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艰难徘徊之中。这些国家既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和商业利益所在，同时在价值观和内外行事方式上却又体现出与国际社会和现代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地方，因此也就使中国外交更为头疼。
稍推远一点，最近几年中国周边局势不断紧张，南中国海、东海问题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令中国时常应对失据。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无论是地区国家还是国际社会，几乎都会自觉地择边站到一起，从而形成“二元悖论”，即在经济上继续依赖与中国的交往，而在战略上则选择与中国对抗或抗衡。
再推远一点，今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似乎很少有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这一方面当然由于“大国崛起的孤独”，即任何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会遇到周围国家的警惕防范和猜疑。但另一方面，这也与中国在崛起构成中自身的一系列举措不到位有密切关系。
所有这些现象，都慢慢推导出今天中国对外关系中存在的一些深刻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今日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只有策略，没有战略；抑或只谈战略，不谈战略背后的价值观。
而这些问题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中国的对外关系，还不如说在于中国的内政。而这显然不是中国的外交官或战略学者所可以解决的问题。
今日中国缺乏严肃理论研究
在对外关系的策略方面，必须承认，中国这几年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在欧美经济危机后中流砥柱，力挽狂澜，在对美、对欧、对非和对东南亚工作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积极进展。但从整体而言，中国在对外策略上给人的感觉，更多地像个“救火队员”，亦即不能预知何时、何地将要起火，而只能在起火后被动地跟在大火后面，用一桶一桶的水去灭火。
更严重的是，今天的中国很多时候是一边“灭火”，一边“放火”，或者说这边“灭火”，那边“放火”；前脚“灭火”，后脚“放火”。这里的原因在于对各种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和内在逻辑缺乏研究，因而同样的一桶“液体”在一个危机上是“水”，而到了另一个危机那里却成了“油”。
读到这里，请不要以为我是在指责任何具体当事的部门或个人。今日中国确实发展太快，谁都没有经验。以上情况的发生，首先源于对形势缺乏前瞻性的准确研判。或者说，形势发生之快、之猛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和认知水准。同时，今天中国的大多数人们似乎都没有潜心研究问题的习惯，同时也没有勇于提出真实研究成果的勇气。
这样的主客观状况对中国而言，坦率讲是充满风险的。如果说，客观形势比人强似无可避免的趋势，那么在理论研究上的严重滞后，抑或缺乏真正独立、严肃、负责的理论研究，则将使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风险。
套用以前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稍加改写后就可以成为“缺乏理论研究的国家发展，是盲目和充满风险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许多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归结到最后，其实是一个理论困惑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外交战略、内部转型、执政党建设和转型，还是心灵的重建，甚至是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无不如此。
中国在策略问题上的进退失据，策略无法上升为战略，同时所谓的战略研究也只是局限于“大国平衡”或“利益博弈”的狭隘而陈旧的范畴，其根本原因皆源于此。
中国到底应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今天中国的战略研究，未能回答几个根本问题：一、中国未来到底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将发展成为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二、中国到底应以什么样的价值观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和信赖？三、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在心理和实际操作层面究竟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必须承认，中国崛起导致了国际社会在相当程度上的警惕和猜疑。这种警惕和猜疑有传统意义上对新兴崛起国家的战略敌意，也有对中国崛起的人性担忧，这在中国周边一些中小国家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对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挑战：中国能否以令人信服的价值观让国际社会真正对中国感到放心？
也许有朋友马上会提出一个反驳观点：凡是大国崛起都是实力的较量，只有当实力态势真正奠定之后，外部世界才能对中国真正放心。这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一国的软实力和价值观恰恰也是其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国际关系硬实力之外另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也许有朋友会提出另一个反驳观点：中国最近十年来提出的“和谐世界”，难道不是一种价值观？这显然也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所谓的“和平”、“和谐”充其量只是方法论，它们谈的是相处之道以及一旦发生冲突的解决途径，但却不是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那是一种不管男女老少、经济差距、文化传统乃至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能打动和照亮所有人的心的东西。美国的“自由”和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这样的一些价值观。但今天的中国却无法提出类似能打动人心的价值观。
也许又有朋友会提出反驳意见：中国的传统国学中有许多可供借鉴的价值观，今天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似乎就是在传播这样的一些价值观。这是一种似是而非，必须十分谨慎处理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许多至今仍可借鉴的价值观，尤其是为人处世方面的一些价值观；但由于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思想启蒙的进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有着相当成分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精神的糟粕。崛起的中国若不加分析地全面采纳传统价值观，表面上虽能自圆其说，但在更深的层面上无疑将使中国更为世界疑惑，更让世界不安。
普世价值：中国应当有所贡献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价值观问题上，似乎有意无意地与国际社会处于某种对立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令人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其实，上世纪七十年代自从中美改善关系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出于共同对付苏联的需求，无论在战略利益还是在随后的价值观上开始趋近，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可见，战略利益的趋近有时会导致价值观的自然趋近。
但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中国崛起，中国与西方逐渐由原来的伙伴成为对手，双方在战略利益和价值观上都开始切割。价值观的切割，在中国对西方的态度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其背后折射了一个深刻的背景：一方面由于中国和西方的战略对峙，另一方面也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与西方价值观趋近而导致的政治不稳定，今日中国对于西方价值观开始重新回归拒斥和对抗的状态。
这背后的诡谲在于：今天西方的价值观只是源于西方而已，其中相当部分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一如东方文明本身也是全球文明组成部分一样）；但同时西方国家确实又会利用价值观实现其本身的战略目的。但对于中国来说，其挑战在于：是否因为西方利用价值观来实现战略目的，就全盘否定已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普世价值？
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始终面临一个问题：西方之于中国，某种程度上既是强盗，又是老师；中国是否天真到因西方是老师就忽略其曾为强盗的一面，抑或固执到只看到其曾为强盗就否定其为老师的另一面？
对崛起的中国来说，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是：若执意与普世价值相抗衡，那么中国能否或如何发展出源自东方文明，而也能为全人类共同接受的新的普世价值？
关键在于内部转型
问题的本质还是归结到中国内部转型。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国外部崛起与内部转型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逻辑联系；今天中国在外部崛起上遇到的不少困扰，就其本质而言无疑来自内部转型的艰难。继续忽略这种内在联系，那么人们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和把握就会出现偏差。
坦率地说，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从第一天起，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也不光是经济，而是一个包含“市场、政府、社会和法治”四位一体的系列组合。
笔者曾多次指出，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其中首先就包括这四位一体的关系。将这四位一体背后的深层逻辑研究透了并逐渐体现在实务运作上，中国今天和未来应该遵循的价值观也就呼之欲出了。届时，不但中国内部转型的技术层面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中国许多内部的纷扰和与外部世界的困扰（尤其是在价值观方面）也就有望得到疏解。
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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