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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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国持正”型


    自战国以降，“尊君卑臣”不仅凝化为制度规定，同时也熔融为政治伦理。现实的问题在于：如果群臣必须惟君主的意旨是听，一旦君主的决断出现失误而群臣不加以阻止，那么国家的利益岂不是要遭受损害？明于治国大道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确实在这一方面颇多匠心设计。于是，出现了辅政制度、职在谏诤之官、草诏与封驳之制等等，其用意都在于防范皇帝个人的错误意旨破坏国家的根本大计。然而，在皇帝（特别是有雄心、有能力而又敢于独断专行的皇帝）执意要做某件事情、并且带有“即时”性质的场合，上述预设的制度就会失效。当皇帝敢于置制度于不顾而强行发号施令时，好像只能仰赖有大臣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不奉诏！”形势才有可能得以扭转。这是地地道道的“触逆鳞”之举，其危险性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已经说得十分透彻了。如果没有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的境界，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因此，这种类型的“不奉诏”，是最具有社会意义、从而最值得研究的，当然也是最令人钦佩的。


    试举汉代的几个显例，借以展示当事人的铮铮铁骨、大丈夫气概。


    汉初的耿直大臣周昌，可当得起直谏第一人之称。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而改立戚姬所生之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其中以周昌的面折廷争最为激烈。周昌为人口吃，又在盛怒之下，他对刘邦声明：“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汉书》卷四十二，《周昌列传》）好一个“期期不奉诏”！为此，刘邦对他油然而生敬意。稍后，刘邦不得不改变初衷，保留太子地位而封如意为赵王。为了保证自己身后赵王如意不至于被人杀害，刘邦留意为赵王寻求一位可以信赖的丞相，结果周昌当选。在刘邦死后，大权在握的吕太后开始了她的复仇举措，囚禁了戚夫人，随即宣召赵王入京。传宣诏命的使者多次往返，赵相周昌拒不应命，他对使者说：“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吕太后大怒，只好先征召周昌入朝，她的计划才得以实现。周昌先后两次声明“不能奉诏”，公开对抗汉高祖与吕太后两位专制统治者，是冒着相当风险的；从他的用意而言，不带有任何利己的因素，他比在位的最高统治者更在乎国家的根本利益。


    汉景帝时期的大臣窦婴，也以“不奉诏”之举而赢得了声誉。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也是窦太后的少子。窦太后不脱老妇人常态，因为喜爱少子的缘故，欲令梁王为景帝的继承人，即按照“兄终弟及”的方式安排继统序列。一次，景帝与梁王按照家人之礼，共同奉陪太后宴饮，景帝可能是出于安慰母亲的考虑，对梁王说：“千秋万岁之后传王。”窦太后果然面露喜悦之色。当时虽然不是在朝会的场合，没有形成正式的诏旨，但是景帝一语既出，就应该为“君无戏言”而承荷起许诺。窦婴也在场，当即对景帝的失言提出批评：“汉法之约，传子m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此话一出，实际上就是“不奉诏”的公开表态，也是一种驳议，取消了景帝言论的合法性。景帝以“默然无声”承认了窦婴的批评是正确的，也就撤销了自己的许诺。


    西汉后期的名臣史丹，以朝廷公卿“不奉诏”的潜在可能性，阻止了汉元帝晚年废立太子的打算。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重病缠身，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王皇后、太子刘骜却难以得到进见的机会。元帝病情稍为缓和，竟然对王皇后、太子产生了更多的不满。他多次向尚书询问景帝时改立胶东王为太子的故事，皇帝有废立太子之心，在宫廷之中已经不再是秘密。为此，太子长舅王凤与王皇后、太子皆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应对。说当时的政治高层疑云密布绝非危言耸听。史丹凭借有元帝的特殊信任而得以伴陪在侧，他在与元帝单独相处之时，涕泣跪奏：皇太子之立长达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但是，定陶王得到皇帝爱幸却广为人知，近来更有道路流言，以为太子位置有动摇之议。言谈至此，史丹极力强调：“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汉书》卷八十二，《史丹列传》）元帝有感于史丹的涕泣极谏，特别是他所分析的改立太子的诏旨一旦公布，就可能出现朝廷公卿共同抗旨的紧张局面，这使得元帝不得不明确表态：不会有改立太子之举。一场政治危机得以消弭。史丹所言公卿“以死争，不奉诏”的局面尽管没有出现，但从元帝的反应可以想见，一旦形成事实，只要皇帝不是肆行无羁的暴君，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因此，如果官僚集团群体性“不奉诏”见诸实行，对于纠正皇帝个人的错误决策，是可以发挥相当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