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春秋 這又是一個頗能表現時人歧異的問題。其實荀子早就說過，『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荀子・正名】）；中國過去多以單字為詞，正是遵循了在『喻』的基礎上從簡這一基本原則。相對『守舊』之樊增祥在前引攻擊趨新少年拾報章余唾而生造字眼時，便明確反對『取古今從不連屬之字，鬮合為文』；王國維卻恰以字數之多寡而區分『精密』與否，又完全是以『新觀念』來論『新學語』了。兩人雖觀點對立，卻有一共相，即皆不取荀子提出的原則。
曾鼓勵嚴復在翻譯中『造新字』的黃遵憲更早就主張應使用『連語』，而其『不得不用連語』的依據正是引用了荀子『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的話（註：【黃遵憲致嚴復】，1902年，【嚴復集】5冊，1722頁。吳稚暉稍後也注意到日文中用漢字動狀等詞皆『雙疊之詞，有如「提挈」、「經驗」、「繁華」、「簡單」之類』，中國人對此『習焉不察，僅目之為掉文而已，其實有時非雙用不能達意』。吳稚暉：【書神州日報〖東學西漸篇〗後】，【新世紀】101-103號（1909年6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3卷，473頁。）。黃氏之舊學僅以詩名世，不足與後來在這方面大有創穫的王國維比，然此時論用字之單雙雖也傾向於雙，其論述似比王氏顯得學有所本，並未純從新觀念出發。同樣，儘管嚴復自謙其中學惟文辭稍長，而經史尚未入門（就門類言大體符合實情）（註：【嚴復致梁啓超】，壬寅年三月，【嚴復集】3冊，516頁。），清季支持日本新學語時的王國維所表現出的中學休養也多在文苑範圍之內，他在這方面或真未必即過於嚴復（所以他相當認可嚴氏的『博雅』）（註：不過，從中學的內在理路看，嚴復主張文辭僅為『載理想之羽翼』，而王則以為言語『代表國民之思想』，實可見根本理念上的歧異：嚴復代表着『文以載道』的觀念，而王國維則暗本『因文見道』的傳統（並有所拔高），分別隱喻着『文苑』和『儒林』的認同。到辛亥後王氏因思想關懷已變而轉入中國經史之學，立刻顯出與嚴復的大區別，可知天賦實不同，而少年所習也非常重要。清季的傳統學問已有些禮失求諸野的意味，以古文見長（這是非常要緊的認同）的譯才嚴復、林紓皆閩籍，然就儒林所治之經史學的整體學術環境言，福建侯官仍不能與浙江海寧相比；故一旦王國維轉入經史主流，便能左右逢源，類似朱熹所謂『一旦豁然貫通』，少時的積累多被激活而發揮作用了。）。
從這些關於單字兼字的歧異觀念看，清季最後幾年思想學術方面的新舊已糾結互滲而難以清晰地區分（其中觀念最『守舊』的樊增祥整體上也並非晚清的舊派，仍提示着趨新是世風的主流）。在後來的思想史和學術史敘述中，王國維更多是『傳統』的代表，而嚴復則常常代表着西學，此時他們的角色頗有些相反。以『古』為其譯語特徵的嚴復，真到了古學正宗，又不得不讓位於曾為日本新學語申辯的王國維，誠不免遺憾；而後來以『保守』著稱的王國維此時卻比以『開新』著稱的嚴復更『新』，且比主張中西體用不可分的嚴復更傾向於超人超國觀念（註：王國維在此文中曾引叔本華語，說其『譏德國學者於一切學語不用拉丁語而用本國語，謂如英、法之學者亦如德人之愚，則吾儕學一專門之學語，必學四五度而後可』。認為『其言可味』。對多數國粹學派中人而言，使用本國語正是歐洲值得仿效之處，王氏此處恰反之，似應可贊同吳稚暉等提倡世界語者（詳另文）。嚴復那時已是不贊成民族主義之人，而王國維這裏對語言的態度，顯然比嚴復更加超人超國。），尤其是詭論意味十足的現象（註：同樣具有詭論意味的是，所謂『東瀛文體』能夠迅速在中國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啓超的貢獻，然而在後來的日本研究者實藤惠秀眼中，梁啓超正是反對日本詞彙的代表。實藤氏論述清季中國人『對日本詞彙的責難』，所舉例竟全出自梁氏言說。參見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293-295頁。按實藤氏亦偶有誤讀，梁啓超對『金融』一詞加注說『謂金銀行情也。日本人譯此兩字，今未有以易之』。他認為這是梁啓超對此詞『發生了疑問』，其實梁恐怕贊同之意更多。蓋梁氏在同文中便明確用『平準』以易日本的『經濟』一詞，態度迥然不同。）。
那時尚有更激進也更超人超國的觀念，受王國維此文影響的吳稚暉稍後提出，對將入小學之未來國民，『與其教以「製造局派」所譯述之國文、格致、課藝，不如改教多攙日本新字眼之國文讀本，因新字眼於發生新觀念為有力。然則由此推想，又可云：與其專教多攙日本新字眼之國文讀本，不如兼教一種西洋文，能發生其新觀念尤為直接而有力』。這裏關於『新字眼發生新觀念』的論述正可見王國維的影響，但吳氏根本反對『強以科學之名詞譯成漢文，以望僅通漢文者亦能研究極深之科學』；理由很簡單，若『科學而能以東方文字研之極深，則日本人亦不消制定規則，入大學者必通兩種歐文矣』（註：本段與下兩段引文，見燃【新語問題之雜答】，載【新世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45號（1908年5月2日）2-3頁；吳稚暉【蘇格蘭〖廢除漢文議〗按語】，載【新世紀】71號（1908年10月31日）15頁。按吳氏此見或受傳教士影響而更激烈，林樂知等先已指出，『在未教化之國，欲譯有文明教化國人所著之書，萬萬不能。以其自有之言語，與其思想，皆太單簡也』。他們雖然對中國網開一面，說『中國之文化，開闢最早，至今日而譯書仍不免有窒礙者』，在於英文之名詞不下二十萬，『而中國之字不過六萬有奇，是較少於英文十四萬』。若『譯書者適遇中國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國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內之字必大缺乏，無從移譯』，故『新名詞不能不撰』。參見林樂知、范【新名詞之辨惑】，【萬國公報文選】679頁。若依林樂知等的分類，吳稚暉眼中的『東方文字』恰屬『未教化之國』的範圍。）。
章太炎為欲求西學的『漢人』考慮，以為『荒廢國學，故譯文亦無術』，何有於西學（註：章太炎：【規〖新世紀〗】，【民報】24號（1908年10月），59頁。）？吳氏則主張為了『講求世界新學』，不如直接習歐文，全不必為『僅通漢文者』考慮。蓋中國一些『廣覽譯籍或借逕東文談述甚高之學理』者，即因不通西文，『往往於術語之所推衍，周章無序，於平常西國甚淺之事物，又裝點之若甚離奇；全不能生與世界新文明為直接結合之觀念，而興起其真正科學思想之興味』。
他進而說，主張通過翻譯引進西方新學理此類『鬼思想，全是一班半老未死之臭八股家，希望讀得幾本翻譯書，也好充做新學家，做學部尚書，為學生監督』。而辜鴻銘、嚴復、伍光建等留學生，其中國文稍佳，『往往恐人之誚其僅通洋語』，遂『ABCD隻字不言，滿口之乎者也以投時機』。嚴複本不諱言『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然在吳稚暉眼中，此尚有媚世之嫌。惟『臭八股家』也希望『充做新學家』並能進而『做學部尚書』，又揭示出世風的主流和社會的上升性變動其實皆在趨新一邊，不過各人所趨之方向及程度又相當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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