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 （7）

  : 档案春秋

其实，当时“译本之流行，报章之传布，上至于奏定之章程、钦颁之谕旨，所用新名词既数见而不鲜，又乌得从而禁之”？这的确是事实，清季笔记中颇有张之洞不喜新名词而无意中仍用新名词之说，论者多已引述，此不赘。实际的事例也有，张所拟订的湖北存古学堂关于“外国史”课程的安排便曰，“先讲近百年来之大事，渐次及于近古、上古，使知时局变迁之所趋”（注：张之洞：《咨学部录送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光绪三十三年），《张文襄公全集》2册，928页。）。这里对历史以近古、上古等分段，大概即是来自教科书译本的新知（注：所谓上古、中古、下古“三古”之说渊源甚早，乾嘉学者也常用“上古”一词，然其含义与日本教科书所谓“上古”、“近古”等颇不同。）。故高凤谦以为，“平心言之，新名词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习用，必从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学者不用新名词，可也；必以责通常之人，不可也。且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设学堂，学堂不能不教科学，教科学不能不用新名词”，实无法禁。况且，就连“国粹”和“新名词”本身也是新名词呢！
前引许之衡论“文学”之改良“宜适晚近”时已指出，若字字返古，便与文字进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碍滋多，他并具体举例说，“释词之学，用王氏引之，不若用马氏建中为尤允。马氏兼通中西，王氏则但通古训，两者相较，不若后者居胜”（注：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年6期。）。许氏本认为章太炎之反孔也受日本影响（详后），这里针对的“字字返之古义”正有所指；不过他也明确了“不必效东瀛文体”的态度，而提出以“兼通中西”的《马氏文通》为依据。既然日本也不过是在学西方的路上先走一步，这些身居上海而不喜“东瀛文体”之人自可寻找更正宗的西方思想资源。
许之衡的建议提示着清季中国思想界一个隐伏较深也更复杂的思虑，即直接效法欧美还是接受日本人转手的“西方”。在文体方面，像严复这样的留学欧洲者曾长期与日本对西方术语的译法做斗争，而主要在上海通过日本人接受西学的王国维则相当赞赏日本“新学语”。王氏看到了前引赵启霖关于新旧学与其表述方式共生并存的同样问题，然其态度恰反之；他强调新学语的输入不仅是语汇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思想方式的变更，其言外之意实即主张国人的思想正应通过新学语的输入而改变。与同时的其他人相比，王国维的主张在很多方面都有相当独特之处，值得稍详细地引述。
清季一般偏向于新名词的一方多视语言文字为工具，盖工具则相对无足轻重而可以更改之。王氏却不然，他认为，“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国民之思想可知矣”。正因为“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中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注：本段及以下数段引文，见王国维著《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年），载《静庵文集》，收入《王国维遗书》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97-100页。）。
从历史看，中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的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印度抽象出因明学，希腊抽象出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csiousness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
若抽象太过，则可能“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然缺乏抽象力者，“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这是因为，“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VV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而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常能凸显言语之不足：“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之繁简精疏有别。
因此，“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既然言语是思想之代表，“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国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治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