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 （1）

  : 档案春秋

清季最后几年，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前此不甚被看重的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被视为“国粹”的要素之一；故国粹学派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一个重点即落实在语言文字之上。伴随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与其密切相关的文体问题也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同时，贬斥和抵制“东瀛文体”也日渐形成朝野一致的风气（这样的“一致”不必是朝野共谋的，也未必是有意识的）。实藤惠秀关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研究仍是这方面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该书中关于翻译出版的内容有两章，而关于汉语摄取日本词语的更有专章详论，并述及“文体”问题。），其余经常提及清季“新文体”特别是“新名词”的论著尚多，但专门的研讨似尚少见（注：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颇有可参考的内容；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含有关于“新名词”的综论性陈述（672-678页）；王奇生曾注意到“文体”问题，参见其《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309-312页。另外，一般关于梁启超的传记都会提到所谓“梁笔”，一般关于张之洞的传记也都会多少提及他反对使用新名词之事，不过两者也多是提到而已。并当参阅高名凯、刘正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实则关于文体和新名词的争议不仅反映了清季士人对一些基本思想和学术问题的见解，揭示出时人对日本这一敌国既试图效法又欲有所区别的心态，尤可见当时新旧的纠缠互渗已到较难区分的程度，似尚可进一步深入探索。本文无意全面论述这个问题，仅就其一些侧面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

一　引言：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

中国引进西学，一开始就是开办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后来也正是从语言文字方面发现西学侵入中学已极深，而引起一些士人之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读书人观念转变的演化进程。同文馆最初开办时，仅选八旗少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到同治五年（约1866年）则提出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出身的学员，结果引起强烈反弹，形成一场大争论（注：关于这场争论的研究甚多，对其诠释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守旧与维新之争到顽固与改良、落后与先进的斗争，再到中学与西学（或中西文化）之争，最后是传统与近代化的冲突。李细珠的《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65-186页）应是最新的论述，作者以为这是“传统社会的惰性力量与近代化进程的矛盾冲突”，反映出“以国家为主体的向西方学习的早期近代化运动与社会的排外主义的民族情绪之间出现了极端紧张的关系”。）。虽然当时反对者的核心考虑恐怕主要在正途出身一点，但学外文则无所谓，增学其他内容则力争之，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士人多视语言文字为工具，对之并不重视。
类似的观念延续到戊戌维新时期，惟立场已发生根本转变。孙家鼐在甲午后议设京师大学堂时，便认为同文馆和各省广方言馆不过“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译人才而止”。梁启超在大约同时也指出，“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注：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425页；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光绪二十二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19页。）。
过去是新旧双方对学外国语文尚能接受，而增学其他便有争议；如今是其他内容才更应该学，语文则不足道。对西学的整体认识已大变，然轻视语言文字则仍旧。虽然这些人所言及者实际为外文，但中外语言文字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言及外文时无意中透露出那种认为语文“浅”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此时中国士大夫对整体的语言文字仍不够看重，后来主张改革中文甚至废弃中文者，正多从其仅为“工具”这一角度出发。
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第13、14条规定，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但在“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白”之后，“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其所本之道理颇有趣：“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而粗通洋文者往往以洋文居奇，其猾黠悖谬者，则专采外国书报之大异乎中国礼法、不合乎中国政体者，截头去尾而翻译之；更或附会以一己之私意，故为增损，以求自圆其说。”若“中国通洋文者多，则此种荒谬悖诞之翻译决无所施其伎俩”。《纲要》特别强调，“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注：《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1年3期，影印本，100-102页。）。此时大致还是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取向，虽以中文为根基，最后还是要通洋文以得大用。
在大量中国学生蜂拥到日本后，部分或受日本国粹观念的影响，更多则直接受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即视语言为确定“民族”的要素），时人心目中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陡增。如国粹学派即多视语言文字为国粹或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实说：“合一种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处，领有其土地山川，演而为风俗民质，以成一社会。一社会之内，必有其一种之语言文字焉，以为其社会之元质，而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国。一国既立，则必自尊其国语国文，以自翘异而为标致。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注：本段与下段引文见邓实著《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载《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73-174页）。这是《政艺通报》这一旧杂志的分类重装本，癸卯年（约1903年）按栏目分页，下引之丁未年（约1907年）则每一号的号数和张数也出现在文章之旁，故以下癸卯年的注明其在《丛书》中的卷数和影印本的页数以便核检，丁未年的则注出原刊的号、张数以见刊发的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