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常语言中的“用”─并论哲学的“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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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对“用”所作出的问思，“用”也许已经不再是我们似曾相识的“用”了。我们也许已经进入到了它的腹地，已经透过它的普通外面凝视了它的内部世界。

    二 作为何种意义上的哲学之用？

    我们围绕“用”走了一大圈，从实用的标准看，这也许仍然象惠施所说的那样是“无用”，但我们也许可以像庄子那样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无用之用”。我们的直接意图是追问“用”如何而在，间接的动机是为理解“哲学”之“用”提供一个观测的背景。

    就像一开始我们就指出的那样，从“用”的角度提出和观察问题，是离不开用的我们很自然所采取的一种方式。从这种意义上看，谈论“哲学”的“用”（或作用和功能），对于哲学家来说，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哲学家谈论用还具有特别的境况和苦衷。谈论一般实用性事物的“用”，往往是在它有用这一自明性的前提下寻问哪方面的用，但哲学家谈论哲学的“用”，面对的往往不是哲学的用是什么，而是哲学被指摘为无用这一尴尬境地。由于哲学缺乏具体事物的那种自明的实用性，因此它常常成了“无用”的代名词。泰利斯（Thales）这位西方最初的哲学家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记载，人们嘲讽他的贫困，并想以此证明哲学是无用的。但泰利士并不甘心被人嘲讽，他通过橄榄油生意发了财，以此“向世界证明了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很容易发财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不过，这似乎也没有直接证明哲学具有实用性。

    被指责为无用的不只是哲学，艺术也常常遇到这类指责。“为艺术而艺术”这个口号，常常是艺术受到实用性的威胁时，艺术家用来为其活动提供辩护的。艺术家坚决拒绝把艺术与实用性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信艺术是远离功利和实用的纯然自足的存在，因此只能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接受和欣赏。有人甚至进而认为，只有没有实用性的东西才是美的，而具有实用性的东西则是丑的。如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这样说：“只有完全无用的东西，才真正称得上美，有用的东西是再丑陋不过了，因为它直接表现了人类的某些需求，而人类的需求是基本的、令人嫌恶的，就像人的本性是脆弱而且有所匮乏的。”看上去，这也许显示了艺术家的倨傲和偏爱，但实际上这是艺术家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卫策略，是艺术家对来自实用性的压力所作出的抗拒。

    同样，哲学家谈论用，首先带有自卫性和守护性；其次他要从头谈起，即从哲学有没有用谈起而不是从它有什么用谈起。难怪一位哲学家这样说：“要使哲学在俗人眼中成为真正可尊重的，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这就是为他指出哲学伴随着效用。俗人总是问：‘这有什么用？’决不要使自己处于不得不回答他说：‘毫无用处’的境地；他不知道那使哲学家明白的和那对俗人有用的是两种极不相同的东西，因为哲学家的理智是常常为有害的东西所弄明白，而为那有用的东西所弄糊涂。”哲学家谈论哲学的用，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不明真相的人逼出来的，是一种带有被动性的举止。对于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根本，它不仅关系到哲学的存在是否正当，也关系到哲学家的存在是否必要，他无法回避它、躲开它。因此，处在守护立场论证哲学的用，这本身就构成了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今我们还要不断为哲学申辩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不能说是哲学的幸运。

    首先需要明确，一般所说的哲学无用所据为何。稍微注意就会发现，说哲学无用往往都是根据于“实用性”的标准，是在“实用性”的尺度之下对哲学所作出的一种判定。也就是说，哲学的无用是相对于“实用性”而言，它与一般存在物之间的有用与无用关系不同。哲学一直受着实用性的纠缠，这正是它的不幸的根源性之一。如果有人试图从实用性的角度来为哲学加油，结果只能增加它的不幸。从世俗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标准来看，就是注重实用和功利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实际上也缺乏具体生活中人们所希望的那种实用性和功利性。对于那些追求世俗直接有用性和实用性的人来说，这种哲学实际上仍然是无用的。对形而上学作出强烈抵制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欲使哲学成为科学的附庸和清道夫，“它通过思考科学的前提，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在某些方面为科学减轻负担。这样，哲学就在一种创造便利的意义上被期望于用来促进，乃至加速实践性－技术性的文化进程。”14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注重逻辑分析、注重语言、注重知识的经验和实证基础，推进了认识论并有利于改善人们的思维方式，那么它把哲学变成服务于科学的一种活动，通过强调哲学的这种活动对具有实际效用的科学的重要意义来显示其价值，这不仅局限了哲学的价值，而且让哲学往实用性领域靠拢的意图，也容易增加哲学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