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常语言中的“用”─并论哲学的“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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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谈到，“用”与需求有关，如果人类没有任何需求，存在与人也就构不成“用”的关系。人为什么有需要，为什么需要“用”，这是至此我们还没有提出的问题。人有需要，人需要“用”、离不开“用”，甚至须臾都离不开，这一点连怀疑主义者恐怕都不会怀疑。追问人为什么需要“用”，为什么离不开“用”这一问题，也就是追问人的本性。上帝或任何其它被信以为最高的人格神（假如真实存在的话），往往被设定为自身就是完全“自满的”和“自足的”，它们没有需要，不需要用。但普通的事物不是这样，具有特别性的人类也不是这样。事物不能在孤立的世界中存在，它必须在与其它事物的关联中存在，单靠它自身不能实现“循环”和“满足”，它必须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不断对流来维持自身、满足自身。人类像其它事物一样，他不是“封闭性的”、“自足性的”存在，他只有在与其它事物的关联中、在与其它许多事物的交换和交流中才能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事物都是不自由的，而在所有的不自由的事物中人又是最不自由的。卢梭所说的“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不过是一种浪漫的理想和信仰，人实际上可能更像他所说的那样，“无往而不在枷锁中”。庄子清楚地认识到了人的不自由性和“有待性”，他所作的努力就是设法克服人的不自由性，使人能够彻底逍遥和进行极限之游，他把他想象出来的不受约束的“神人”和“至人”看作是这方面的样板。但是，“无待”是不可超越的极限，人最终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即“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有待，人不自在，是自然造化的结果（有人解释为是造物主的结果），是他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宿命，不是他生来就愿意这样。因此，人并总是主动的，他也是被动的。他是一种被限制的存在，或者是一种被束缚的存在。被限制或被束缚当然并不是人独有的局限，其它许多事物都有这种局限，只是于人为甚罢了。非自在和不能自足的人，或者说有待的和被限制的人，时刻需要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用”就是人类的根源性联系。由于这种联系是人类所需要的，所以这种联系，对人类来说也是一种“依赖”。至此，我们也许又可以说，“用”既是“合意”和“适意”，也是“依赖”和“依靠”；“用”是为了满足种种被“限制”的我们而被我们意识到和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之存在。

    人习惯于认为自己是自主的和主动的，因此，往往就会从自主性的立场去观察人和用的关系。在这种意识之下，“用”是受人支配的，“用”是为了人而存在，人是目的，用是手段。人不只是接受已有现成的、直接上手的“用”，他也主动地不断去发现和扩展潜在的“用”，并发明和制造了一系列人工之“用”。技术和工具，最能代表人类在“实用”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从技术、工具和器具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人类为扩展和发明新的“用”所作出的各种努力。现代文明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凭借大量的和极为有效的实用性技术和工具，生产出以往所不可想像的丰富的实用性物品，以满足人类的生活欲求。功利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兴起的背景之一，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实用性”文明在人类生活中迅速成长所作出的一种直接反应。“用”特别是“实用”，对人类来说从来就是重要的，它是人类得以存在的基本可能性，人不能在与生俱关的用这一切己性之外的世界中存在。

    但是，“用”对人类的巨大价值和作用，又容易掩盖住它对人类的异己性和排斥性。实际上，稍不留神，用就会成为人类的敌人和杀手。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实用性的技术。它无疑使人获得了惊人的力量、效率和解放。但正如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已经揭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反过来又成了人的“框架”，成为威胁和控制人的可怕力量，如核子武器。毒品是“用”危害人类的另一个极端性例子。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毒品的合理使用，具有治疗人类疾病的功效，但对于为了在毒品中获得大用而染上了毒瘾的人来说，他越是依赖毒品，毒品越是对他有用，他也就越会成为毒品的牺牲品。我们往往过高地估计人类对用的控制能力，想当然地认为人类总是居高临下地主宰用、控制用，使用用，而很少意识到我们被用牵着鼻子走这种事实上并不少见的情形，更不用说去考虑如何消除用的异己性，用的有害性。我们必须记往，用也是有毒的，甚至是剧毒。对于“用”，我们必须学会恰当的使用，就像柏格拉图所说的那样，适度地去用。当“用”超出“适用”和“适度”的意义时，“用”就变成了一种异己物，人也就成了用的奴役，“人为物役”，“人为财死”是人们所熟悉的说法。“存在物”越是作为“用”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越是需要它，离不开它。“用”总是“占有”和“占用”，我们“用”得越多，也就是“占有”得越多。人类之用“用”，本来就是人的“依赖”，本来就是被限制的人的产物。用一旦异化，就会增加人的依赖性，增加人的限制性。在现代社会中，人所用的事物是最多的，这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令现代人感到自豪的地方。但是反过来说，人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加，相应的用的异化性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特别是，当我们把“用”越来越限制在“实用性”上的时侯，情况就更令人担忧。人把自己完全“抛投”在“实用”之中，让自己随着“实用”漂泊，在“实用”天地里烦忙不已，无暇反省自我、追问自己是“谁”。衡量价值的标准，就像衡量一块面包、一把锄头或一块抹布那样，完全以对我们是否有“直接”和“当下”的“实用性”为转移。程颐曾说过轻视“实用性”的“道著用，便不是”的话，但在现代社会中这句话就应该改为“道不著实用，便不是”。人们沉沦于狭隘的“实用”之中，唯“实用是从”，除了相信直接的“实用”有用之外，其它的一切都被诅咒为“无用”。人的心灵越来越像幽闭在“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a machine），失去了神彩、优雅、趣味和神圣。如果说这是现代实用文明让人类的精神所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可能过于沉重。我想，人们不会希望现代过度的技术实用文明继续成为催化人类精神病的温床。人的心理障碍重重，心灵埋伏着创伤，灵魂焦虑不安，如果可以把这称之为“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那么这种危机比自然生态危机一点都不轻缓。人的心灵需要得到调理，心灵创伤需要得到安抚，灵魂需要得到救赎，我们应该寻找“非实用之用”来克服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当然，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人类精神生态危机的根源，都来自“实用性”的工具理性，其中也有来自精神领域自身中的病态物。人类在寻找解决精神困境的途径时，不小心也容易陷入到严重的困境之中。